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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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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S”,即20年代的英文缩写,在这里援引出来,抛出一种奇异的时间感:我们所处的是新的世纪的二十年代;但同时,这样一个二十年代的称谓引发我们对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追忆----1926年,徐悲鸿、林风眠同时从欧洲回到中国;二十年代的苏联开始讨论艺术与工业生产的问题,最后于1921年的下半年提出了“生产主义”--借由构成主义、未来主义等先锋艺术形态,将生产与艺术结合在一起;同时,二十年代的欧洲处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分野的节点:杜尚、曼雷、毕卡比亚一系列实践创造了艺术的“新现实”。
这样一种奇异的时间-空间感将我们引入一种广阔、分裂而交叉的现场,人们匆匆行着,或密切交谈,“陌生而熟识”。人们将惊颤中产生的新经验纷纷如候鸟般带往世界各地,并在这分叉路口,以崇高而热情的目光向远处望去,如同“历史天使”一般承受着进步主义的风暴,同时又整理着旧往经验的废墟——“历史天使”正是处于一种这样的“交叉时刻”。
艾略特晚期有一首最重要的诗作《四个四重奏》的第四首《小吉丁》中,提到了这样一个“交叉时刻”(the intersection time)。但除了这样一种时间、记忆、经验上新旧的交叉、混合,同时应该还有一种空间的交错---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西方思潮以全球化方式进入世界各地时所遭遇的各种现场。
我们至今仍处于这样一个交午之中:旧经验与新经验交错,旧思想与新思想在彼此衡量。我们不断地为自己设立界限,同时又解除界限,加塔利将其称为一种主体性的生产与重组,除此之外也伴随着主体性的迁徙,重组后的种种观念主体以新的价值观及文明范式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与嬗变。而我们可以看见西方的各种观念组成的主体在中国构成了多种群体,形成一种交错的、复杂的中国特性。
因此我们在这里所设想的是:在21世纪的20年代,在南宋之都-杭州,同时又是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所处的是怎样的一种社会、心理、环境的生态,我们的主体性是由何种构成?这即是一个多重“交叉”的现场。

郑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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