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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器”项目第二回——“造物”

日期:
2015年11月30日 - 2015年12月20日以往展览
开幕:
2015年12月30日 15:00
空间:
石家庄美术馆(石家庄市桥西区裕西公园东南角)
艺术家:
安吉尔、Bobby Davidson、邓岩、韩熙、李天元、张弛

展览简介

“守器”项目第二回——“造物”由石家庄市美术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当代艺术研究所联合主办、北京百思慧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展览将于2015年11月30日下午15:00于石家庄美术馆开幕。展览特别邀请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张敢先生作为学术主持,并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论博士高远先生共同担任联合策展人,同时此次展览研讨嘉宾包括吕品田、尚辉、王端廷、郑工、邵亮、唐廷强几位专家参加开幕当天的学术研讨会。

  本次“造物”展征选到了来自安吉尔、Bobby Davidson【美国】、邓岩、韩熙、Jim Ramer【美国】、李天元、李付彪、李静、慕晨扬、庞海龙、孙晓晨、王煜宏、王沁、薛吕、朱丽越、周一辰和陈晓(组合)、张弛,18位参展艺术家的38组件艺术作品。在工艺美术和当代装置艺术之间,尝试进行跨领域对话。艺术家以各自擅长的媒介和方法探讨对“造物”的理解。

  备注(守器”项目由艺术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师邓岩、石家庄美术馆馆长刘锋发起,并由四位年轻艺术家:李付彪、闵俊嵘、杨佩璋、贾默冉共同担任执行策划。“守器”项目学术顾问委员包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鲁晓波、中国艺术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吕品田、《美术》杂志主编尚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尚刚、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部主任王春辰、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美术研究室主任王端廷、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张敢、《装饰》杂志主编、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方晓风、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张荣、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郑工、天津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邵亮、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北京歌华创意设计中心主任曾辉)。

“造物”——艺术创造的逻辑

造物的使命总是赋予上帝等超自然的存在,似乎向来与凡人无涉。长久以来,制造画像或者雕塑,在人们的原始意识中,就相当于神的造物行为,尤其是在宗教艺术中,历次的圣像破坏与造像勃兴,都与这种观念的接受与变迁息息相关。这也解释了文艺复兴以来的画家和雕塑家拥有超凡力量的原因——他们不仅能够制造人物和动物的形象,甚至连上帝的形象也可以由他们一手创造。

然而,进入二十世纪,自杜尚的“现成品”以来,艺术家又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凡人不可企及的能力,即“点石成金”的能力。他们能从一堆日常什物中找出随便什么东西并将其命名为艺术品,这种观念在六十年代的极少主义艺术中屡屡回响。当时的很多艺术作品都无法被定义为绘画或者雕塑,它们只是“特殊的物体”。极少主义艺术家惯用有特殊形状的画布或者金属板,并在这些材料上切出槽口或者某种特殊形体,来构建作品的表面形态。这种观念秉承了20世纪早期的“精确主义”以及杜威的实用主义传统。在某种层面上,极少主义与英美实用主义哲学的原则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对于错觉艺术或者再现性艺术的抵制实际上强调的是实用主义的价值——真理就是作为个体经验的物理事实。支持极少主义的理论家认为,这些类似工业产品的“物”,本身就是一种美,甚至不需要被加工或者改造,它们在艺术家的授意下被搬进展厅或者其他特定的场所,就成了艺术作品。其中,作品的质感、密度以及声响甚至光线照射形成的阴影,都成了作品的内容。此外,极少主义艺术家也将一种物质材料的转换和制造过程作为其实现观念的方式。其代表人物唐纳德·贾德的作品材质就经历过多次转换,从木头到金属到有机玻璃,每一次转换都是艺术家的制作痕迹减弱的过程,最终所呈现的是物质材料本身的属性。后来的艺术家继续将作品材料的转化作为作品前卫性的体现,他们往往将一种随处可见的寻常材料赋予艺术作品的地位,或者以一种异质的材料制作一种熟悉的物品,这种方式直到今天仍是艺术家惯用的策略。

“物性”可谓晚期现代主义以来艺术品观念的核心之一。艺术作品被看作是现实世界事物的一种代表的观点在这里被彻底颠覆,作品就是作品本身,它的质料以及形态就是它的“内容”。艺术家意识到描绘的内容与作为媒介的基底之间存在某种张力,而艺术本身就是这种张力的特殊表现;进而意识到图画基底的实在性——基底的平面性和比例大小等,这种实在性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物性”——承载着绘画的基底,如画框或者画布,其本质上也是一种物。基于这种理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些艺术家不再将图画表面和基底,或者雕塑和基座区别看待,由于质料的属性与物质实体本身的形态,“画框”与“基座”等辅助物都可以作为作品来展示。雅克·德里达在《绘画的真理》(La vérité en peinture)中,就将“画框”提升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他在书中用很多篇幅讨论康德所谓“附属物”(parergon)的问题。在德里达看来,“附属物”所表达的内外之分,实质上就是绘画框架的问题。画框作为分界线,不仅区别了作品内外两个世界,它还支撑着中心,支撑着内部,使中心成为内容。从这个角度讲,正是绘画框架这个“附属物”支撑着中心,没有了附属物,作品也将无从成立。如此看来,画框——附属物就不仅仅是分界线,是它将作品带入了更大的背景之中,是它决定了作品。六十年代法国观念艺术团体“载体和表面”(Supports-Surfaces)小组所思考的问题,即是重新思考画框、支架等“辅助物”的作用及价值,并将其直接作为作品展示或者故意取消掉这些“支撑物”,来达到一种表面——基底的特殊关系,颠覆了其固有的序列。这些类似“画框”和“基座”的“附属物”的物质属性与形式特征是极少主义以来艺术作品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这些问题在今天人们仍在继续解答,并将其继续扩展至社会政治领域。

法国符号学艺术史家路易·马兰(Louis Marin)用符号学的方法也讨论过绘画的框架与边缘。他借助的是古典符号学理论中的符号两重性原则,即来源于法国17世纪《波尔·罗亚尔逻辑》(Port-Royal),又名《逻辑或思维的艺术》中的古典符号及再现理论。这个理论强调的是符号的两重属性,福柯将这两重属性转述为:“其一是进行表象物的观念,另一个是被表象物的观念,符号的本性在于用第二个观念刺激第一个观念。”(《词与物》p85)这也就是说,符号与两类物有关,即作为再现者的物与被再现的物,符号在表现对象的同时也在表现它自身,其最终目的也在于呈现它自身。同一物能够既是物又是符号,它能够作为物去隐藏它作为符号之所揭示。与此同时,符号本身也是一个物,当我们只考虑它作为物的存在时,它呈现出的是它自身的存在。这种观念在福柯、于贝尔•达弥施、迪迪—于贝尔曼等法国理论家的著作中经常会有所体现。如此看来,以古典符号的两重性以及由其引申出来的自反性观念来审视晚期现代主义以来的艺术,尤其是与极少主义相关的艺术作品时,似乎格外奏效。晚期现代主义绘画以及极少主义强调的是艺术作品物质媒介的纯粹性,这种对于作品物质材料本身的思考或可以称为一种自反性,其实就是绘画基底或者物质材料本身的特性,亦即所谓的“实在性”或“物性”。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的概念艺术与影像、表演艺术中涌现了很多利用文献、影像包括光线以及事件构成的“艺术品”,它们看似将之前极少主义艺术作品的“物性”取消,导致了所谓“去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的倾向。实际上,无论现代主义晚期出现的艺术对象的“去物质化”倾向,还是后来的过程艺术和所谓“事件艺术”对于作品实体的消解,都试图回答艺术作品实体所不能回答的问题,即艺术是过程,艺术是事件,艺术还可以是某种行动。但是,用法国艺术理论家尼古拉斯·伯瑞奥德(Nicolas Bourriaud)的话来讲,这些“艺术作品”“还将伴随着混合的后制品和产品的结合”。所谓“后制品”在伯瑞奥德那里,是指近二十年来当代艺术中出现的重新展出和利用别人的作品,或者其他文化产品制作自己作品的方式。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作品的记录和展示绝大多数情况下必须通过物质的载体,如影像放映设备和数码输出的图像,以及与“事件”相关的物品本身的重新编排和再利用,鲜有艺术家能够跳出这个逻辑。

当今的艺术家将“物”的概念建构在当代艺术创作观念中,同时又通过对构成艺术品的“物”在种种关系语境中的流变进行深入思考,在艺术作品层面上解除了“神性”与“物性”之间的对立关系,使伸手可及的“物”具有超验启示意义的同时又饱含现实的社会、文化意涵。很显然,对于具体艺术作品和艺术家问题的分析研究,神学和哲学理论只能提供一个笼统的形而上层面的关照,而出于艺术品的“物”本身的思考则能提供一个具体可感知的文化空间。艺术史研究领域的对实物的重新重视即是基于艺术创作领域的新动向。艺术史家巫鸿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艺术作品的“历史物质性”,即是在讨论艺术作品的“原物”在年代的流变中所经历的形式、空间和功能的变化过程,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实物”。我们终究无法摆脱艺术作品的实物,因为这个具体可感可触的物质对象的时空流变过程即是一种艺术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于艺术作品的认识终于超越了虚构的理论躯壳以及空泛的哲学假设,回到了“物”本身。

以极少主义和古典符号学理论所引申出来的“物”的观念,在理解今天的艺术时依然奏效。当代艺术家通过物的形态和媒材的把握,使艺术作品变得可见。艺术作品中的材质和呈现媒介再次得到了重视,艺术作品制作中的某种神秘力量也开始重新被讨论。艺术史之父瓦萨里即通过“disegno”的论述,将艺术家的形象创造与圣经中的“创世纪”联系起来。“disegno”即被解释为“赋予一切创造过程以生气的原理”——它在创世之初便已经达到最完美的境界。正如很多艺术家所认为的那样,艺术以及艺术的创作活动应该具有某种启示性意义,它应该具备超凡脱俗的气质。从某种角度讲,艺术是信仰的产物,是一种超出人类经验的神秘存在,所以要敬畏艺术和艺术创作活动。“杜尚的小便池可谓某种事物中的基督,现成物艺术则可谓某种艺术中的基督教。” 理论家格罗伊斯的经典比喻似乎暗示了艺术创作活动与基督教神学之间的潜在联系。在从古到今的很多艺术家看来,艺术作品都是崇高的、带有神性的,甚至要带着虔诚的心去膜拜;而这种神性的灵魂,必须要有其安身之所——艺术作品的物质实体,它不仅仅是可见的,还必须是可触摸的。这样看来,艺术作品似乎永远也逃不出物的属性,艺术家也永远是那个“造物”的主宰。

高远 中央美术学院 2015.11.10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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