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生
在我的记忆里，李宏仁先生的形象是被定格的——他走在老美院主楼前的操场上，阳光明亮，水泥地白花花一片，空无一人，只有一棵树，那是老美院学生处门前的槐树，也许是榆树吧。李先生微微发福的身材似乎一直穿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在那些闲散在角落荫凉里的学生目光注视下，他一如既往平静地走向工字楼西北角的石版工作室。在美院有限的几年里，李先生的这种形象一直在我眼前重播着，终于累积成了记忆。
和今天的条件比较，那时的石版工作室称得上简陋，但处处透出一种九十年代才有的朴素气质，我喜欢工作室里阴凉安静的氛围。从位于主楼二楼的版画系教室西行，穿过油画系气味稠密的走廊，下楼往北转出楼门，就到了版画系的工作室。那时的铜版、石版、木刻都在一起，加上对面一排低矮的平房用来创作，几乎是个完美的所在，我已记不清为什么会选择石版，但贪图这安静可以独处的环境，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对李先生作品的认识也始于这间石版工作室。
工作室里常年挂有几张石版画，李先生画的赵一曼像，那是张平静而层次丰富的肖像，如果不说是石版画，我会认为那是张清秀漂亮的民国女子肖像，印象里画不大，但气息纯正。另一张窗前的静物好像是画一盆逆光中的花卉，紫红色调，色彩依然很丰富，印象里这两张画带有那个年龄的艺术家特有的理想主义气质，单纯、平静、端庄。另一面墙的作品一件是苏新平的网中之羊，那应该是苏老师的代表作，门口挂的是吴长江先生的西藏人物。那个时候，这几张画撑满了石版工作室的墙壁，他们和那些沉重的印刷机一起搭建了我记忆里的石版工作室。
在后来的石版画实践里，我开始领会了李先生那几张画的难度。用石版套色来制作一幅色调丰富、体积丰满的肖像，仅色彩的推移转变就需要数十次制版印刷，听说那张画做了半年之久，那需要的是极大的耐心和控制力。
再见到李先生的作品是他开始指导我的毕业创作。在他位于老美院的家里，一张巨大的素描稿，造型严谨，好像画面上有一条龙，线条有力准确，和李先生的早期作品不一样，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它完成的样子。
再后来是毕业论文，那时候我已经做过一段时间的石版画，对这种媒介有些大致的了解，好像我在毕业论文里提到了石版的损耗。我天真地预设了石版用完以后怎么办来为难自己，我不知道当年千难万苦找到这些石头的李先生会怎么考量这问题。石版画每次制作完成后磨掉的特殊程序有时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不管怎样，理论上石头会有用完的一天，但这也几乎是个明显的误判。我在前年又去了新美院的石版工作室，有几块石头似曾相识。几乎二十年过去了，那些石头还在使用，我当时的顾虑真是虚妄，后来的毕业论文里李先生建议拿掉这一条。没错，石版工作室的石头用完以后怎么办？确实不是我辈应该多虑的问题，事实也证明我是瞎操心！
一九九五年我们下乡去了广西，火车上同学们互相给大家做一道心理测试题，那些略带影射的题目极具娱乐性，但又好像灵验无比地照射出每个人的秉性。其中一条问题是回答你如何穿越一条横亘眼前的大河，大家的回答无非是找船，绕路，勇敢些的会选择游过去，聪明的会去找一个木筏等等。那些答案都太平庸了，根本无法和李先生的答案相提并论，那是我们回到北京后和刚留校的李帆老师聊起来时知道的，他听了我们的问题后说：“你们知道李先生会怎么做吗？他会等到冬天河水结冰以后走过去！”
说实话，那答案让我心里震颤了一下，那是绝对有耐心和智慧的方式。以今天的标准来看绝对可以说是“酷毙了”，与众不同！ 这也是我听到的关于李先生的最明亮的一个传说。那以后，我经常想象原来被定格的李先生的形象再次活动起来，他依然穿着那件白色的衬衫，在一条封冻的河边等待着，江山雪定，再昂首越过那条象征着困难的大河，如同当年他穿过老美院的操场去工作室一样。对我来说，那几乎是关于李先生的一个最完美的想象了。
日本人池田大作的书里对中国人的一种描述深合我心，他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精密而深邃，用长远的眼光把握事物，不急于求成。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我更体会出李先生的耐心和毅力所包含的智慧，这智慧对今天这愈加浮躁的俗世，无疑是一剂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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