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州双年展代表团与艺发局民主
最近香港艺术发展局做了件好事（最少目前我仍这样认为）。
堪称亚洲最重要双年展的韩国光州双年展，今年与艺发局首度展开连串合作。其中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艺发局代表团”。顾名思义，计划邀请香港视觉艺术工作者递交申请津贴，前往当地参观与交流。最终多达16名艺术工作者获得这项资助，当中不少从来未曾踏足光州，这次经验无疑可以拓宽他们的视野。对业界来说，这无疑是个喜讯。
当然我本身对“拓宽业界视野”这回事仍抱“OK啦”的态度，换句话说，既有赞成亦有反对──因为我们还是要问，为何要拓宽业界的视野？谁是业界？怎样拓宽？虽知公帑有限，纳税人的钱拨出了一些来“拓宽业界视野”，即意味着另一些范畴失去了支持。我的意思不是批钱给业界不好，只是，我们断然不能以“有钱当然要”的心态，仅因有资助便给计划个“like”。
Anyway，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我想说的是，这次代表团成员构成十分有意思。他们的政治见解各种各样，也有不少人过去曾批评艺发局，而且并无手软。由此可见，计划成员甄选准则并没有将申请人的意识形态纳入考虑（声明：我没有申请资助）。
像艺发局这样的官办机构也能够做到这一点，对当前香港来说，无疑是极好的事。到底这是怎样办到的呢？为此我特意打电话给视觉艺术组别主席 Chris（陈锦成）问个究竟。
他说，这项目可说是委员会与办事处讨论下的成果。这里有必要略提一下艺发局的架构：这个成立于1995年的法定组织，最高决策机构为“艺发局大会”。大会中17人由梁振英委任，另外10位则由艺术界投票选出。他们负责制订艺发局的工作方针，由办事处主力执行。
陈锦成就是两年前获选的委员之一。他如此解释光州代表团的缘由：“一直以来艺术家参与项目，接触到的往往只是与自己工作相关的人。因此业界对这件事的操作有时不太理解。有些争拗之所以出现，正是源于这一点。于是我想，艺发局其实不应只把资源投放在参展者身上，而应再开放些，让更多人可以了解地方双年展运作，也让他们建立自身人际网络。”在这个理念下，艺发局办事处撰写计划书，向民政事务处的“艺术及体育发展基金”申请资助，成功举办此次交流活动。
至于交流团成员又是如何挑选？Chris解释说是由审批员评分挑选。容我再略解何谓审批员：艺发局把艺术分成十个范畴，诸如艺术行政、艺术评论、艺术教育、舞蹈等等。每个范畴都有一张审批员名单。每当艺发局须要事前或事后审批其资助计划，便会自名单随机选出审批员执行。以此次光州代表团为例，由于此项目涉及视觉艺术与艺术行政两个范畴，办事处在这两个范畴共159人的名单上，随机抽出五、六人组成评审小组。然后申请人的表格随机派到小组各成员手上，让他们自行评分。评分最高的16人，就是现在的代表团成员。
审批员须要在接受评审委托前填写利益冲突声明，确保评审公平公正。据Chris所言，最少在他担任委员的两年间，艺发局审批程序绝对独立，就算是他作为视觉艺术组别主席，权责也只在收取评审报告并作监察，无权干涉结果。
不过，这套制度仍未能彻底消除政治审查的可能性，因为我们还未谈评审员名单如何组成──若审批员的委任权力是由某人或某机构垄断，那无论机制多么独立都无意义，因为整张名单打从一开始已具有某种意识形态取向。
Chris再作解释：香港人主要经由两个渠道成为审批员。其一是经由Chris与视觉艺术组别顾问团提名；其二是公众自行报名。收集提名与自荐表格后，视觉艺术顾问团会就人选作讨论，判断其专业性、相关知识水平与及业界关系是否合乎资格。名单顾问团通过后，还要再经艺发局大会审议，方能正式成为审批员。
值得一提的是，自从Chris获选为大会委员后，视觉艺术组别审批员名单人数增加了。我也是经由他的提名进入名单的──即使我是经常挑战艺术体制的人。
“因为名单过去很久没有增补，审批员人数较少。如此一来，就算审批项目人选是随机抽样，抽来抽去其实都是那些人。”他解释。“加大名单，不仅可以扩阔业界参与，也可以比较公正。”
试想，如果Chris没有加大名单，审批员仍是那些“自有永有”的旧人，光州顾问团会否仍是现在这16 ？假设性问题自然没有答案，可是我想合理的推断是：甄选将会不那么公平，公信力也会受质疑。
回想三年前艺发局那场委员选战，投票率为33.9%，并不多，但已是比上届大升7%。最终十个席位有八个成功由改革派夺得，万众皆喜。人人都说艺发局改革有望了。转眼便一任期，三年来我确实见到艺发局出现不少新尝试（至于改革速度是否够快就见仁见智，留待诸委员发表工作报告后再评论）。正如Chris所言，新入局的委员这三年确实有努力把业界声音带入艺发局，故能在某程度上推动局方的官僚制度有所改变。
“我觉得艺发局确实是个难得有业界参与的（官方）组织。”他说。
新一届艺发局选举将紧接在立法会选举后的十月、十一月举行。到时应该怎么做呀？你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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