蹉跎岁月
文化大革命期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改变了千百万城市青年的命运，成为整整一代人的特殊经历。四川画家刘昌文曾经是插队知青，文革结束二十多年之后，他用画笔追忆青春的烙印，创作出以知青为题材的系列油画。在这系列画作之中，我最喜欢一幅名为《蹉跎岁月》的作品。
刘昌文 《蹉跎岁月》 油画
在这幅画中，一位身穿旧军服的女知青站着发呆，她那纯净无邪的面容流露出迷茫、担忧的神情。画作的背景是一面用泥土砌成的院墙，上面写着“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标语。女知青身后有一台石磨，这件农用器具寓意出那一代人的青春磨难。这个女知青的形象使我想起儿时邻居家的女儿，她的名字叫杨丽。
杨丽比我大6岁，我管她叫姐姐。文革开始时，我上小学二年级，她正读初中二年级。那时，所有学校都停课了，父母担心我一人在家无人看管，便把我托付给杨丽照看。
杨丽是一个很会照顾人的女孩。每天她上午监督我完成父母交代的作业，中午帮我热饭、督促我回家午睡，下午我们各玩各的，我与男孩玩，她和女伴耍。有时她看到我被别的男孩欺负，就会跑过来帮我。久而久之，我对她产生了一种依赖感。一个夏日的中午，我睡不着觉，想溜出去玩，但又怕被杨丽姐姐发现，就悄悄打开她家的房门，查看她是否正在午睡。当时杨丽姐姐穿着一件背心，头朝大门侧身躺在床上，从门缝中我恰好看得见她微微隆起的乳房。杨丽姐姐诱人的睡姿使我忘却了玩耍的念头。我呆呆地站在门外，窥窃着她美丽的肌肤和身姿。从那以后，我对杨丽姐姐有了一种朦胧的爱慕感觉。
学校复课后，我和杨丽姐姐在一起的机会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对此我多少感到有点失落。有时我会找杨丽姐姐请教语文、数学之类的问题。其实，我早就知道答案，只不过找个借口近距离看她几眼。杨丽长得很漂亮，大眼睛，圆脸庞，面容总是带着微笑。
1969年春季的一天，杨丽的母亲来我家串门，无意之中说出杨丽姐姐将要到内蒙古插队的消息。我听说后赶紧找到杨丽姐姐，问她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杨丽姐姐笑着对我说，她是在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杨丽姐姐离开北京的那天早上，我悄悄地去了她的学校，远远躲在大树后面为她送行。身穿旧军服的杨丽姐姐显得很兴奋，她与大家有说有笑，根本没有发现我正躲在远处望着她。当运载知青的卡车启动时，车上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齐声唱起了革命歌曲，他们的身影和歌声逐渐地消失在车轮扬起的尘土之中。
时间一晃过了三年。1972年春节，邻居家传出了杨丽姐姐的话语声。听到她的声音，我有点坐不住了，寻思了很久才想出一个借口敲开了邻居家的门。开门的恰好是杨丽姐姐，她与我寒暄几句话之后，就转身走开了。我觉得，杨丽姐姐变得更丰满、更漂亮，然而她却不像以前那么爱说爱笑了。那年春节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杨丽姐姐。听说她嫁给一个农民，生儿育女了。
1979年我考入大学读法律。一天，杨丽母亲来学校找我，请我想办法帮助杨丽解决离婚问题。她告诉我说，杨丽一直想返城回京，可男方死活不同意，为此杨丽提出离婚，可她得到的回答却是丈夫的暴打。那年代，离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要一方不同意，就可以活活拖死另一方。我告诉杨丽的母亲，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杨丽回北京住几年，造成事实上的分居，以此迫使男方同意离婚。不过，没多久我就意识到，我出的是一个馊主意。杨丽回北京才住了几个星期，她的丈夫就带着孩子跑到杨丽家中闹事。面对无奈的父母和可怜的孩子，杨丽只好跟着丈夫返回了农村。从此之后，她被严加看管，再也没有机会独自回过北京。
1982年暑假的一天，我正在家中读书，忽然听到邻居家传出一个女人的哭喊声。家人告诉我，这是杨丽在犯病，她神经错乱后被送回了北京。听家人这么一说，我真想起身去邻居家看一看杨丽。可转念一想，我又停止了脚步。精神失常的人未必能够认得儿时的朋友，并且我也不想损害杨丽在我记忆中留下的形象。
《蹉跎岁月》画中的女青年与杨丽的长相很相似，也有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只不过从她的眉宇之间，看不到杨丽姐姐少年时代那种欢快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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