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遇到难题的时候,电影给我很多灵感,大卫·林奇、希区柯克,他们从构图、颜色、气氛上都对我有巨大的帮助。”格尼毫不掩饰电影对他的影响,他的绘画有时就像凝固的某一帧电影画面,蒙太奇的断裂手法像碎玻璃一样插在格尼作品的血肉之中。
对于对欧洲近代史的疮疤和痛楚,格尼似乎百无禁忌。希特勒和他的情人爱娃、臭名昭著的党卫军军官和集中营医生约瑟夫·门格勒、执行曼哈顿计划的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还有东欧一批独裁者……格尼直面独裁和与之相伴的黑暗时代。他曾经说过:“纳粹也好,共产主义也罢,在独裁统治下的人都是失败的。成功的只有跟体制苟合的人。但那些人在某种意义上是更大的失败,他们走进道德的死胡同,走向深不见底的黑洞。”集中营、饥饿、死亡和口述者的梦魇片段式地跳跃在荒诞的场景中。他们的面目被融化,形象被打碎,但仍令人恐惧。这种恐惧和不适就是格尼的主题:历史在个人身上留下的并非只是某一个客观瞬间,更是心理感受的记忆。
1937年,纳粹文化宣传头目戈培尔策划了著名的“堕落的艺术”展览,将诸多现代主义艺术作品定性为“堕落”。希特勒之后更总拟了一个包含16000件作品的黑名单。1939年,大约4000件“毫无价值”的作品被付之一炬。这是一场欧洲文化的浩劫,纳粹大规模的文化清洗对欧洲艺术和文化造成的伤口仍在阵痛,惨烈的回忆至今盘桓不去。格尼最新系列作品即以此为母题,包括那件抢占了各种头条的《1937年的向日葵》。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下,格尼强调个体理解。梵高对于格尼来说就是艺术本身,儿时的他曾将梵高贴在床头。而纳粹文化清洗的暴劣和梵高作品的命运给予了格尼巨大的震动。《1937年的向日葵》中,情绪代替了事实,艺术感染力代替了一切文字描述。美在毁灭时悲壮的哀鸣和观者的痛呼交织在一起,化成缠斗挣扎的笔触和绚烂燃烧的颜色,灰烬翩翩如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