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小店，不必讲人情
自从当代艺术诞生以后，它就一直是推翻霸权的利器。
香港最强大的霸权之一，名为“地产霸权”。屈指可数的大财团以住为首，以至衣、食、行，无一方面不操控着香港人的生活。对普罗大众而言最贴身的例子，莫过于眼见大街小巷上的小店，一家又一家换成百佳、惠康，或者干脆整条街道铲平，建设大型商场。从利东街到嘉咸街，到大角咀的窄巷，到沙田市中心的平民商场……统统消失不见。
以士多办馆为例吧，如果大财团要毁灭你，可供选择的方法数之不尽。高价收购、大幅加租，或者偏偏在你隔壁开一家超级市场，再大幅割价利诱消费者光顾，从而剥夺你的客户群，逼使你弹尽粮绝，弃械投降。现在香港已经几乎没有士多办馆了。
在如斯社会形势下，香港出现了一批艺术家、文化人，他们一方面不齿“地产霸权”对弱势的榨压，另一方面眼见满城尽是一模一样的连锁食店、超市，有感香港变得愈来愈没趣，于是在这数年间发起许多撑小店、反地产霸权的艺术文化行动。典型例子有如摄影，为即将消失的小店和店主人拍照；文学，写下社区风物的人情故事；关系性艺术 (relational art) ，策划社区参与、宣扬社区情感的项目……这些创作行动多是场域特定 (site-specific) 的，通常与一地的人文地理风物紧紧扣连，试图以“情”的美好去抵挡“利”的诱惑；以“本土”去抵挡“全球化”；以“后现代”的多元去挑战“现代”的发展至上原则；以左翼思维批判资本主义。最终目的其实是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
就出发点而言，这是值得赞许的。
问题是这些创作对小店、对社区的想象太过美好了。在这些带有宣传意味的摄影、文学、艺术作品当中，社区往往被呈现 (represent) 为具备如下典型质素：（一）人情味浓，“楼下婆婆卖菜时也教人熬汤”，而“大型商场一切手段都是为了赚钱”；（二）重情不重利，“看着每天放学的小孩路过，老板不禁把他叫住，给他一颗糖果”，而“在超级市场擅取货物是高卖行为”；（三）美丽而富特色，“木造平房旁边是一株老榕树，在此默默守护了好几代人”，而“商场就是商场，不过就是一个商场而已”；（四）文人雅士聚集之所，“某插画家，说坐在那店的一隅，灵感自会涌现”，而商场则是“港女港男和土豪的阵地”；（五）价廉物美生活美好，“在雅致的茶室品尝手制茶果，每只只要一元”，而“星巴克一杯咖啡要三十元”……
而你和我都知道，事实上许多小店都不是这样的。街市阿姐会叫你“买就买唔买唔好阻住晒”；文具店老板眼见某小孩每天放学都来逛一次，眼睛只管死盯着他，就怀疑他是铅笔胶擦的窃贼；小餐厅简简单单平平实实，客人吃饭就吃饭，吃完就走，也不需要甚么装饰；而平民茶楼呢，每日进驻的不是公公婆婆，就是麻甩佬、师奶，哪有人捧着陀斯妥耶夫斯基读的！也就别说小店卖的东西一般都比超市残旧、昂贵、款式少。
不幸地这些都是毋庸争辩的事实。而创作人漠视事实，把小店过份美化带来的问题，便是导致社会对小店产生不切实际的想象。幻想与现实的落差令公众对现实里面的小店失望。“如果支持小店是因为人情味，那小店没有人情味，是否就不必支持？”反霸权的理据于是也大幅减弱。创作人彻底帮了倒忙，弄巧反绝，误当地产霸权的帮凶。
因此反霸权、撑小店者，首先必须承认小店有太多太多瑕疵，甚至比大财团的连锁店更多。而归根究底，这些瑕疵也是源于不公平的社会结构本身。小人物为生计已被逼得焦头烂额，你又如何能要求他“卖菜时也教人熬汤”？每一起买卖都是奶粉钱，老板又怎样“给路过的小孩一颗糖果”？木造平房、插画家爱到的咖啡馆、雅致的茶室则与其说是亟需支持的小店，不如说是 BOBO 族 (bourgeois bohemian) 的蒲点，两者在经济架构中站立的位置，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对，小店的货品实在不太好不太便宜，老板也不特别友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爱它们，支持他们。为甚么？因为我们目睹了霸权带来的不公。我们希望把世界活得更好。这，才是小店值得去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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