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国当代艺术的“未完成”状态不仅指具体现实——维持生存与艺术创作的挣扎和游离于官方体制的半地下状态,更来自当代艺术自身成长和青春期的不确定性。在尚无商业和美术馆机制的九十年代,艺术家最重要的工作在于“做艺术”本身,而非追求“完成品”。而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进程和人际关系的复杂性,艺术家的社会身份也处于模糊地带。徐坦和施勇生活在中国的南部和东部,是全中国最富裕的地区,这里有足够的空间容纳艺术家,但艺术家在社会关系的层面却受到质疑,“压力”成为他们最为直接的身体经验;邢丹文和徐勇都在北京手持照相机工作,在那个时期并没积极进入艺术系统,而是在外围游走;李巨川则以建筑师的身份主动“居无定所”,形成了城市空间的概念;陈箴旅居法国,全球身份和议题在其身上始终会回到中国式的典故哲思;而作为九十年代一项实验艺术活动,“野生”艺术计划强调“非展览空间、非展览形式”的理念,不限制场地,由艺术家根据自身情况,在相对长且统一时间内,于全国各地实施创作。这个集合了27位艺术家的计划比较全面地呈现了九十年代中国艺术家们的工作,亦从侧面展现了当代艺术当时“野生”和半地下的生存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