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在亚洲艺术现代性进程中三位标杆性的文化人物——印度的泰戈尔、中国的潘天寿与日本的东山魁夷作为个案,展览尝试考察其最初的民族文化启蒙、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思考以及对民族传统现代化之路的不同判断。其中,泰戈尔代表着“比他的同辈人对于印度文化有着更深刻热烈的感情,也对西方的传统与现代文化更深入广泛的了解”的印度文化精英在面对“印度艺术对于西方的僵化因袭与对传统皮毛的矫饰呈现”时的不满,而潘天寿则在经历行杭州艺专取消“中国画科”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国画系改彩墨系”事件后体会到中西“混交”在当时给中国画带来的“自我取消”压力,东山魁夷则亲口说出“我一生下来就成长在‘东’和‘西’的连接点中”。而三位标杆性文化人物也分别以各自的方式在各自的国家推进着现代性背景下民族文化的进步。泰戈尔试图以“大破坏”来激活印度艺术,潘天寿提出“中西绘画,拉开距离”的主张,东山魁夷则以西画技巧和表现方式改进着“日本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