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的一层展厅空间主要聚焦于两个时间段:一是1956-1957年“双百方针”提出前后,另一个则是1961-1962年“大跃进”失败后。这是两个相对宽松的历史时刻。展览以和两个阶段中美术和文艺在创作机制、话语、展览和创作层面产生的行动和论争,揭示了“情感”背后国家意志、系统力量和个体实践的协商过程。同时,这一部分也涉及到美术和文艺创作在中国与外部关系上扮演的角色。如当时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的秘密报告对中国内部的局势产生影响;以及美术界展开的诸多讨论:油画民族化、民国美术遗产的接受、西方现代主义传统的合法性、革命浪漫主义、艺术创作的技术、媒介和方法、美术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民族与日常生活创作题材的选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