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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新时代画廊以一个独特的艺术形式，带来了王庆松、何云昌、庄辉、管怀宾、陆磊、管勇、姜波、冯琳8位艺术家的群展“证据”。装置、绘画、影像、甚至是跨越艺术形式的作品都成为作品本身形成的“证据”——作品证明了作品的出现、制作和完成。这一看似复杂的表达方式如今却在新时代画廊华丽上演。

策展人崔灿灿对于“证据”的解释是：“证据不是寻找结论或道理，而是对思想生产方式的讨论分析。”如果对于这样的解释依然感觉晦涩，不妨看看这批作品是如何对此诠释的。
王庆松的《历史丰碑》为一张纪念浮雕式的摄影作品，展出照片的同时，一个记录创作过程的视频对其进行了真实还原：以200个左右的模特和墙体共同模拟成为一座浮雕；何云昌从今年年初就开始的《草场地•十世》记录的是何云昌于冬末坐在枯黄的草地上等待春天青草遍地，每一天的不间断记录最终完成了这一行为艺术，展览展示了草地的变化过程和艺术家所使用的道具；冯琳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在各种门上写下“我来了，你不在。15811185331”，对于门内主人的回电和回信一概不予回复，而这一作品的结果就是展示了所有未接来电和未读短信的截图《未接来电》，但是对于这一作品的创作过程冯琳依然进行了详细的记录……除行为或类行为艺术，管勇的油画作品、庄辉的装置等也使用了同样的思路——不只是展示结果，思路与过程同样是作品的一部分。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证据”其实正是对作品的反向追溯，直到作品灵感在艺术家心中产生。在这一逻辑下，其实可以看到“证据”带来的连锁效果：记录过程的部分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艺术家对艺术的自觉使用和扩展、对作品概念的突破，当艺术家完成自身艺术创作证明之后，作品展览则成为大于艺术家范畴的艺术证明，观众参观展览又成为大于展览范畴的艺术证明……这一证明事件随着参与元素的不同和变化，范围逐渐变大，甚至可能会无穷尽。
再次回到艺术家范围内，最初的“证据”思维产生并不是艺术理论的玩弄，而是来自深刻的社会反映。王庆松对于历史“篡改”、“编造”的反思、庄辉对于资本时代贩卖模式的无奈、管怀斌对于时空虚无的深究……过程或“证据”所包含的信息越来越强于结果，而也正是“证据”成为了了解艺术家思维的佐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