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提·卡尔 眼花缭乱口难言
起初，我想将文章命名为“Too many questions, too many bindis”，考虑到《期刊出版形式规范》以及我对汉字的热爱，换成王实甫《西厢记》中张君瑞见了崔莺莺的一句词。美女悦目令秀才惊艳，当代艺术却早已超越了肤浅的视觉享受。巴尔提·卡尔（Bharti Kher）说得很对，艺术的作用不是为了给人带来安慰的。
艺术家巴尔提·卡尔
中国首个展“轻罪”
说实话，看巴尔提·卡尔的展览非常累人。
这种累首先是视觉层面的。巴尔提·卡尔曾经说过：“如果我能重新选择我的艺术事业，我想我会成为一名极简主义画家。我热爱的所有艺术都来自简约的传统——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是个极多主义者！”她热爱在作品中使用额痣，架上作品和雕塑中，许多都在表面密密麻麻贴了不同颜色，不同走势的额痣。她2008年的《向张耳的人歌唱》，一个小小的金属碗里盛着米粒，每颗米粒上都写着字，密密麻麻堆了一碗。看她在上海外滩美术馆的个展“轻罪”，至少有一半时间要眯着眼睛。
其次，巴尔提·卡尔的作品涉及许多印度文化背景知识。除了额痣，她广泛运用神话人物、民族习惯、印度文学、宗教等元素。如2002年作品《血脉》，熔化印度女性日常佩戴的红色手镯，这种手镯在印度文化中象征婚姻、忠诚、贞洁和荣誉，艺术家将其创联造出仿佛丰碑的高耸柱体。不了解印度文化的观众，需借助大量作品注释，才能理解这个主题多样，层次丰富的展览。
《向张耳的人歌唱》 Courtesy the artist and Hauser & Wirth
额痣与印度
说实话，采访巴尔提·卡尔非常累人。
这位艺术家1969年出生在英国一户印度移民家庭，在美术学院学习艺术。1991年，22岁的巴尔提·卡尔回印度旅行：“我假期去印度度假，遇到我老公，跟他相爱然后就留下了。”她的老公，就是刚刚被印度第一大商业媒体《Livemint》称为“德里的达明·赫斯特”，作品市场反响最好的印度当代艺术家之一苏博德·古普塔（Subodh Gupta）。
我想象这是一个三毛式“为爱走天涯”的故事，包含了爱情、身份认同、文化冲突、自我实现等热血元素。我希望听听这位创作出抱着长蝙蝠翅膀的孩子、拿着变异成野兽的吸尘器、脸上带着头盔女性形象的艺术家是看到了什么样的情景才萌生出这样的画面，问问她印度的生活具体是什么样的，我想知道她为什么如此钟情额痣这个在印度无孔不入，但在她的童年生活中完全空白的装饰物。
然而，这位表情刚毅的艺术家似乎十分反感我的问题：“我觉得人们很容易从老套的女性主义、女性问题出发。艺术家的作品就是关于自己的，我不是男人所以我做不出关于怎么做一个男人的作品。比如路易斯·布尔乔亚，她一辈子都在做关于女性身体的作品，她是美国人，法国裔，她就不必回答这些我必须回答的问题。因为我来自亚洲，所以人们会（在作品中）加入许多额外的元素。一个艺术家没法代表一个国家。”
作为旁观者，我能够理解这番激烈的表达背后，一定堆积了太多刻板印象的负担。巴尔提·卡尔反复强调，自己作为一个印度艺术家需要回答的这些关于印度的话题，美国艺术家们都不会被问到，这是因为人们脑子里全是关于印度的片面认知。然而，事实是，选择精子形状额痣作为主要艺术语言的正是艺术家自己，也正是因为额痣、红手镯等元素如此频繁出现，才引发人们的好奇。如果这是一位爱用大黄M标志的美国艺术家，我同样会好奇他为什么这样选择，好奇美国在他脑子里是什么。如果这种比喻给中国观众的画面感还不够鲜明的话，那我换一个例子：如果一位中国艺术家反复在作品里堆满中国结，人们同样会问他“你为什么选择中国结”“中国在你的脑中是什么样的”。
《我还能告诉你什么你不知道的？》 Courtesy the artist
为发问不为解答
“作为一个艺术家，我的工作不是为了让你的生活更加容易，看我的作品无法给你生命中反复向自己发问的问题以解答。我的作品是要发问，我不给人答案，我没有答案。我这里没有任何答案。艺术家的任务不是让你们高兴，艺术家的角色就是发问，让人们对自己发问。”她连珠炮似的说出一长串人们可以问的问题：这个女人是谁？她从哪里来？为什么我不认识她？为什么她让我不舒服？她软弱吗？她有力量吗？她要去哪儿？我们是谁？我们在这儿干嘛呢？艺术重要吗？这个作品让我有什么感觉？它让我想起来什么？我由这件作品能去到哪里？
这也许就是这个艺术家，这个展览这么让人觉得累的原因吧。如她所说，除了发问，你真的得不到任何答案。
不过，谁又会试图从一个艺术展里去找什么答案呢？
《天使》 Courtesy the ar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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