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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上海新文化名片——西岸文化走廊再开新馆，在为2013“西岸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而设计完成的新建筑里，上海摄影艺术中心正式开馆。这个由曾任美联社记者、《时代》周刊驻华首席摄影师、时代华纳集团中国首席代表、新闻集团常务副总裁，1992年曾获“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的华人摄影家代表刘香成创办的新馆，在将国际优秀摄影家及作品的引入与展示中国本土优秀摄影师及其作品的“一进一出”间，承载中国摄影艺术与摄影人的新希望。

有关摄影家刘香成的故事很多。那些在他手中快门下凝固的每一个历史时刻、生活瞬间，都可以有一段传奇或者平静的故事，无论你在意还是不在意，这些故事都成为那个现场的注脚，并与那个现场一起成为永恒。
而现在，身兼数职的刘香成创办了上海摄影艺术中心。在这里，他以一年四到五个展览的计划，意图让公众可以在上海这样一个城市，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影名作，同时，也为中国摄影师提供一个交流与展示的平台。

对于刘香成来说，上海摄影艺术中心的成立是一个“意外”，亦是“巧合”。2013年，作为上海新文化走廊西岸文化走廊启动的大型活动，西岸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亮相西岸，美国建筑师组合Sharon Johnston & Mark Lee设计的逾500平的由数个半椭圆型展厅组成的场馆作为建筑作品之一，在西岸艺术中心主场馆一侧引人瞩目。这个“内墙呈平缓的曲线，高耸的天花板和新月形天窗能让柔和的自然光线照进展厅，又不影响观众对作品体验”的场馆在双年展之后空置，积极推进西岸文化走廊的上海市政府在试图让西岸硬件与软件共同丰富并完整的尝试中，将这个场馆介绍给了刘香成。这个场馆让刘香成的思绪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法国南部，一个叫Saint Paul de Vence的博物馆，“在那个建筑物所创作出来的空间跟光线中，我马上就可以沉淀下来去看作品”，刘香成如是说。而这个巧合也让刘香成藏在心底数十年的心愿被激发，事实上，他始终有一个创造一个摄影艺术中心的梦想，在这里，不以“学术”的方式谈论摄影，而是以更直接的方式——“让大众看到作品”——来让公众更了解摄影艺术的前世今生，摄影艺术的品评标准。不喜欢说教的刘香成说他喜欢这种方式，在他看来，对于聪明的中国人来说，这种更潜移默化的方式更容易让人试图传播的信息根深蒂固。

就如同我们所惯常的方式，我们的采访也从区分“纪实摄影”与“艺术摄影”的区别开始。而在刘香成看来，“摄影”并不应当以如此的方式去界定区分。
“现在在中国，我们经常使用一种中国式的思维，或者说是老的方式在讨论摄影”，刘香成说。对于摄影来说，条框限制既伤害着摄影本身，也限制着摄影师的发展。而作为开馆展，“20世纪摄影经典作品收藏展——靳宏伟先生个人收藏作品展”就是基于破除条框而设计的展览，同时向公众宣告上海摄影艺术中心的原则：“我就有意的不去表达这些（摄影类别），而是要把这些壁垒都拆掉，就是让人看看二十世纪都有谁，而他们都在这个展览里面，（这些）都是摄影”，对于刘香成来说，创造一个空间，展示好的作品，才是空间存在的最大意义。
转眼间，距离上海摄影艺术中心开馆已过月半，在公共交通并不算发达的龙腾大道，这个新场馆已有上千人的参观。在中国，在上海，刘香成和他的上海摄影艺术中心，正在尝试着用一种新的方式与角度诠释“摄影艺术”——一个中国人可以不必走出国门欣赏摄影大师级作品的场馆，一个可以让人静下心来欣赏摄影作品的场馆，一个少谈学术、不谈教育，而是用一幅又一幅作品让人理解摄影的场馆。

Hi：最初是什么打动了你让你决定从北京到上海去创办一个摄影艺术中心？
刘：其实也算是一个“意外”，主要是因为那座房子。那个房子本身是2013年“西岸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时期美国建筑师组合Sharon Johnston & Mark Lee的作品，2014年双年展结束后，上海有很多想法。当时就有邀请说让我们去那个地方。我去看了之后突然想到八十年代的夏天我经常去的一个叫Saint Paul de Vence的博物馆，在那个建筑物创作出来的空间跟光线中，让我马上就可以沉淀下来去看作品。其实，作为美术馆或者博物馆来说，建筑设计不就是设计一种人与作品的关系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好，与作品之间的距离以及舒服的光线可以让你很快把很多杂事都放下，能够集中的去欣赏作品。所以这是一个“意外”，也是一个“巧合”，让我下了很大的决心从北京搬到上海去做这件事。我觉得有时候想做一个事情，世界上不是缺什么东西，如果要去做，就要按自己的理想做，自己的理想不一定是别人的理想，但是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做这个事情，能不能做到我认为比较理想的状态。那么我的理想就是希望在这个场地里面，可以经常介绍一些好的摄影师个展或者群展，能够让大家去看。中国谈摄影的时候，基本上是很在乎学术讨论的，但是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的学术讨论经常是过时的。

Hi：做这样一个艺术中心，是你的一个心愿吗？
刘：是，几十年的心愿。我觉得中国在目前这个阶段，总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很多时候，中国现在急于与世界同步，在摄影上，更广大的群众还是以一种“老”的方式在“对话”。这一点如果要改变，最好的办法不是去告诉他们这种方式不对，而是做给他们看。中国人很聪明的，他会通过这些作品感受到“摄影原来是可以这样拍的”，这比说教要好的多。对于我来说，我的初衷一直是这样的，就是“摄影”在国际上的发展，比我们走得远。如果现在我能够创造一个东西，给大家一个观看欣赏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希望一年做四到五个展览，能把最好的摄影展带到中国，同时也做一些中国的摄影展览。比如我们下一个展览“从颗粒到像素”，就是想做摄影十九世纪怎么传到中国，早期在中国的摄影师怎么拍摄这些照片，希望通过这些展览和资料的整理，能够做出一本很厚的书。

Hi：那在运营上是独立的吗？会有压力吗？
刘：我自己也花钱，“西岸”是我的房东。但是我觉得，这样一个小小的空间，第一比较小，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控制，只有500平。第二，我想做这样一个事情，而不是说我一定要完成一个个人的行为，我会采取更国际化的方式，比如像纽约ICPE或者欧洲的ICP，社会上关心或者真正喜欢摄影的人会组成一种理事会的方式来帮助运营。

Hi：如何看待现在这条“文化走廊”？
刘：在上海，在这样一条马路上，龙美术馆是私人的，余德耀美术馆是私人的，上海摄影艺术中心也是私人的，私人做的事是非常特别的，因为私人做一定是因为他自己喜欢。现在，上海把这样一块土地拿出来，做了很严谨的规划，并且在文化艺术方面，慢慢缩小政府的影子。我想这是一种尝试，而尝试是有生命力的。政府把世博会之前很多工业迁移出这块区域，吸引文化产业入驻，我觉得这对艺术发展、文化发展的推动一定是很强大的，而文化发展是什么？文化发展就是人的生活转变！

Hi：第一个展览用靳宏伟先生的收藏做了二十世纪摄影展，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展览作为开馆展呢？
刘：用这样一个展览作为开馆展，就是想表达，我不会界定什么是“摄影”，首先，我要用这样一个展览来“描述”我们这个中心是一个怎样的中心，我们是如何认识摄影的。二十世纪这么多种类的摄影，我们能够都包括在一个展览里面，这个也是我们发出的一个信号——我觉得这些都是“摄影”。我知道靳先生收藏了很多，这里面很多作品也是第一次在中国展示，我们选择这批作品，就是代表了我们的一个定位，我们会展示所有的“摄影”，只要是好的都会展览。很多时候，中国人了解问题喜欢摆在一个框架里，所有这么多年来，很多人一直在问什么是纪实摄影，什么是人文摄影，什么是新闻摄影，什么是艺术摄影，或许只有把事情归纳为一类一类的，才容易理解和解读，但是对于摄影师来说，这种归类是妨碍发展的，因为他的路会被这个框框阻碍而越走越窄。这次展览，我们用靳宏伟先生收藏的二十世纪经典，我就有意的不表达这些，而是要把这些壁垒都拆掉，就是让人看看二十世纪都有谁，他们都在这个展览里面，都是摄影。就是说，最主要的是创造一个空间，展示好的作品，而不是在作品上去分类，这个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Hi：那么在你看来，摄影艺术有哪些特点？
刘：对摄影来说，摄影本身在欧洲开始的时候也是写实、纪实的，当这个功能做的很好的时候，“艺术”就需要转变了。当时艺术也是在做一种记录，记录一些现实跟生活。有了摄影以后，摄影还原事实比绘画更真实、更自觉，所以慢慢的，摄影逼迫绘画、艺术要发生改变，所以才有了现代、后现代、当代……这不是说摄影没有艺术，摄影从一开始就有艺术，最早的时候，摄影是用来拍肖像的，“肖像”当然有构图，当然有对美的选择。我不觉得摄影在这方面跟美术、艺术有什么基本区别，而是摄影朝着自己的方向发展，它把生活社会的这种内容更直接用摄影的工具来反映，慢慢的好像是跟艺术分道扬镳了，但是我不觉得如果摄影没有思想、观点、提出问题的能力，它会有生命力。我曾经编过五六本书，在编纂这些书的时候，我会跑很多地方去寻找当时西方人来到中国所拍摄的图片，会做大量的筛选，筛选有两个准则：一个准则就是作为摄影作品这些图片成立不成立，要从摄影和美学的关系上来判断是不是一张好的作品；第二个准则就是这些图片对介绍中国这一百年的生活有没有帮助读者了解的地方。比如我做的《壹玖壹壹: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我的出发点就是中国人因为受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的很多耻辱，觉得这一百年就要怎样怎样，但是这里面是有很多细节的，通过图片才能有一个感性的认识，而不是说一提到这一百年就是一肚子气，这不是一种学术的、理性的理解自己历史的方式。
 

Hi：对于摄影作品来说，评判标准跟架上艺术有区别吗？
刘：你去看摄影作品，真正能够沉淀下来的画面，能够让我们印象深刻的经典画面其实不多。比如像布列松先生，他在《纽约时报》一篇专访里面曾经提到，他摄影五十年，拍照片拍了五十年，他说自己的作品里面值得你去欣赏停留三秒到五秒的不会多过三四十张。这句话我不觉得他是故意的谦虚，他说能够留下来的图片其实不多，所以我们对摄影的理解，从寻找“什么样的画面是真正能够留下来”的角度去看，这一点跟艺术、跟绘画其实是一样的。现在不缺绘画，也不缺摄影，什么摄影作品会被留下来和什么绘画作品会被留下来，共同点是很多的，摄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张照片能够让它的观众有三到五秒的停留，那是一种除了画面、题材本身以外能够表达出它跟观众情感互动的作品，我觉得一张图片缺少了这些，就会影响到它的力量。所谓跟观众产生情感共鸣，就是让观众可以沿着这个画面继续思考。我想，在当代，介绍当代的摄影，一定要把当代的摄影从哪里走过来介绍清楚。因为对于艺术家而言，你的作品强调的是“形式”还是“意识”很重要，好的当代摄影 ，应当是经过自己思想消化之后对事物的表述，通过摄影作为一个媒介来表述他对事物的了解观察。

Hi：那你如何看待中国的摄影艺术市场？
刘：我觉得在中国，只有把摄影的对话从老的对话方式转移到新的对话方式之中，大家才知道怎样去更好的欣赏摄影，怎样更好的消费摄影。在西方，中产阶级消费摄影是很多的，而在中国才刚刚开始。中国人很务实，首先要把房子买下来，但是，自己最贵的房产墙壁上却什么都没有，那这时候就面临几个选择，挂作品还是挂什么。我觉得这个时候就会发生改变了，西方很多人家里挂相片的，相片有很明显的艺术的象征，又不是很昂贵到没法消费。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摄影，他一开始挂一张摄影作品，会发现这样的作品跟手机上拍的图片完全是两回事，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在于，摄影涵盖着一个东西比绘画要强烈的多，那就是我们的人文的集体记忆。每个时代都有一个象征，一个景点的东西，那些东西在某一种方面也代表着摄影的独特性，因为它积累了人类集体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