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艺术

1974年，一艘台湾开来的货船，途径美国费城的德拉瓦河时，一个年轻人从船舱跳下，开始了非法移民的生活。他花了150美金坐出租车到达纽约，身长仅剩50元。之后，他靠在餐馆里洗盘子和清洁工作，维持生计。这个曾经向往纽约艺术界的追梦者，只能在下班后辗转踱步，每日思考艺术，却收获甚少，内心充满挫折感。

生活的疲惫、身份的限制、文化的隔阂，这个年轻人只剩下自由的思考。这样的生活将近四年，他逐渐意识到：或许什么都不做的度过时间，成了艺术新的途径。1978年，他开始了五个一年计划：笼子、打卡、户外、绳子、不做艺术，从构思到实现，他做过了8年。1986年，在他三十六岁生日时，开始了“十三年计划”：做艺术，但不做发表。新年的前夜，他离开纽约，去往完全陌生的西雅图，一切从头再来，期间准备去阿拉斯加，但最终还是放弃。十三年里，他只做了一件作品《失踪》，仅仅是活着，生活也如此不易，“13”也是耶稣受难的数字。1999年12月31日，《失踪》结束。千禧年的第一天，在纽约约翰逊纪念教堂，他宣布：我存活了。

如今，这个“年轻人”度过了67个一年。一年是生命的基本单位，是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周期，宇宙的韵律。从“笼子”到“打卡”，两个一年之间隔了190多天。第四件到第五件的出现，思考了接近一年，他想不出更有力量的创作，想法和创意接近枯竭的时候，他决定坦然面对，“不做艺术”。失去了创造力又拒绝重复，他坦诚的把大多艺术家不愿意承认的事实，变成了新的作品。也由这件作品开始，他失去了自己的艺术事业。但也失去了捆绑，获得了另一种出口。

“退出”成为维护他纯粹、极致的艺术信仰最好的方式。“退出”也变成了另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进入”。他用时间换取了空间。他用“退出的时间”重新建构了“五个一年”的时间，重建了那些决绝的时刻。“静止”和“不做”需要更大的诚实和勇气，需要一种更为坚定不移的目标感，来支撑用一生实现的“观念”。关于人，关于人如何活着的一个哲学样本。这种目标不是短视的艺术效率和现实回报，也不一定此生可见，它是一种可能致力于不朽，或是更漫长历史的雄心。

六件作品，在艺术家度过的时间里，像六个一字排开的盒子。每个盒子之间的距离完全不同，在盒子与盒子之间，是更为真实的存在。它同样具有刻度，与盒子同样重要，彼此推进，也相互注释。它们不仅为“作品时间”做准备，也测量着时间与对时间的理解之间的距离。
时间在这里是平等的，无论如何度过。他要用更多的时间去“经营”、“维护”过去的时间。《失踪》之后的18年里，他只是生活，平静无奇。过去，他存活在自己设置的各种生活的”底线“里。现在，他依然执行作品和自己之间的完整、统一，小心翼翼的保护。

他用一个“正确”的艺术观念，制定了自己一生的计划和存活的规则，艺术的观念成了他生命中的最高信条。他保持着最纯粹的自我孤立，小心翼翼的表达任何，有着最本质的、强烈的艺术判断，过着一种类似于早期清教徒式的最简化的生活。然后，像是祭坛下举着巨石的奴隶，用一生去换一块基石。这个信条被他反复强调：生命是度过时间，生命是自由思考，生命是生命的徒刑。
 
他不是一个圣人，但确实是一种少有的“人”，和那些故事远比作品更为传奇的先贤（梵高、罗斯科）一起，给艺术界留下一种愤世嫉俗的故事。就像每个高速运转的现代城市里，都需要一些流浪汉；每一次热闹喧哗的集会上，都需要几张面无表情的脸。不做什么的人，也象征着对过分简化和雷同的时代，所持有的无声抗议。说是无声和不做，或许是没有任何话语得以表达他对艺术和生命的强烈想法。
 
某种程度上，他也荒废了许多时间，他把时间“浪费”在一小时一次的打卡上，不能走远，时间被切的千篇一律，琐碎无用；浪费在一个木笼子里，生活里的孤独监禁，在水泥上划下刻度；浪费在和一个女人的捆绑上，一年永不分离，耗尽友好，再不相见....这一浪费就是5年，人生又有多少个五年？生命里不会有重复的一天。也因为这种荒废，没人真的会去实现的荒废，做无用的时间，使他成为观念艺术和行为艺术历史中，一个至今未越过的里程碑。

或者说，理解谢他的艺术的核心，首先要理解观念艺术、极简主义和行为艺术的混杂历史；理解时间与观念、态度与形式、念头与行动之间的关系。理解他对纯粹艺术观的追求，远离东西方身份，拒绝表达政治、试图超越现实的决心。因此，他试图用自己的一生去建立一个体系，用余生和作品相互印证。他完成的不是单件的、佳作型的行为作品。它不是一个表演，也不是一个点子，而是一个人的生存方式、艺术观念、表达途径的完全统一。它们彼此执行、约束、钳制，形成一个不可分离的体系。
 
在这个实现过程中，最终的结果我们不得而知，“做时间”还未停止。但我们可以看到，不做什么，在这里远比做什么更重要。我们对未来的时间规划有多么的迫切，我们对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的欲望，有多么的旺盛。那么谢德庆的这种浪费，这种不做，就有多么神圣，多么的超越。
 
但，也正是这个不可分离的体系，一直被坚守和渴望的“神圣”与“崇高感”。一个过早被确定的人生制度，从未被推翻的体系，使他成为了一个艺术的原教旨者，有着浓烈的本质主义的洁癖。他和那些现代主义的大师一样，即是自己的国王，也是自己的乞丐。

他讲过一个故事，他做户外生活的一年时，别人问他，你住在哪里？他说第五大道。第五大道是纽约的高级区，繁华的天堂。没人问他，你住在室内，还是室外？在那一年里，他彻底的野放自我，像一条野狗一样在纽约生活。他为了适应户外生存，一改之前的洁癖，不刷牙，不洗脸，一层层的泥渍和皮质成了最好的保护层。现代文明中许多“不良”的习惯，在户外却成了原始的安全。当他制定了严酷的规则时，他要调动自己的动物本能和自我保护意识，才能度过这漫长的一年。多年以后，这个第五大道的“高级”流浪汉，还要面对未来更为漫长的，生命的徒刑。
 
从第五大道到他现在的居所，要转三班地铁。他的衣服总是那么几件，灰灰的。他的表情一直也没有变化，和几十年前的笼子里一模一样。他总说要谈实在的，做实在的，刺破障眼法，像侦探一样警觉和甄别。他喜欢睡在沙发上，保持着他这种人的习惯。谈论艺术的世界性贡献，却又在纽约保持着最孤立的生活，与外界极少的联系，最克制的互动。
 
他早已声名在外，他被阿布拉莫维奇称为行为历史上的“大师”，她个人的“英雄”。2009年纽约现代美术馆和古根海姆美术馆同时回顾他30年前的作品。但这一切早已迟到，就像做了14年非法移民的他，在1988年才获得大赦。这些对他再无太多喜悦和鼓舞，也够不成任何动力。那时，他已退出艺术，失踪于公众。
 
他是谢德庆，一个在纽约的地下传奇，一个提前登记了自己一生的人。

崔灿灿  
写于纽约 2018-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