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钢笔厂 围城花园中的独立精神
不管是近年来私人美术馆建设的选择导向，还是业已成熟的画廊结构，都使得上海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中的重要阵地。但由于在地缘上缺乏专业美术院校对艺术生产力的输送，上海在地的艺术家数量却远少于预期，且呈现高度分散的形态。在资本商业化发达的上海，艺术家远无法负担成熟艺术区高昂的租金。仰赖地铁的便利，在普陀区的英雄钢笔厂中，有这样一些艺术家，他们与仍在运转的工厂共生，将生活与艺术工作分离，过着被大多数职业艺术家所摒弃的“朝九晚五”的规律生活，在英雄钢笔厂这般围城花园之中，他们以自我精神的独立、思考的内向性发掘与勤奋的创作状态赢得了尊重。
“年少时，曾因有一只英雄钢笔，兄妹们兴奋不已。”这是自家姑姑在看到探访钢笔厂的微信时的留言。不得不说，虽然略显煽情，但这的确是上一辈人对“英雄”这一民族品牌的情结。而对于80一代而言，随着物质的逐渐丰富，或许英雄钢笔早已不再如与飞鸽自行车等三大件相对的三小件那般重要，但同样满载童年记忆。谁曾想，昔日口口相传的“英雄”将以如今的方式与上海的一批艺术家共生。
就是那个“英雄”
英雄钢笔厂的位置可谓上佳，位于上海中环与外环之间，依靠上海发达的地铁线路，从11号线祁连山路5号出口，向北步行3分钟就可以容易地找到钢笔厂的大门。祁连山路127号门口的厂牌上刻着五个字“英雄金笔厂”，我也曾在“金笔”还是“钢笔”的问题上犯了难，而据厂里的员工介绍，金笔就是钢笔，当然在厂区旁的英雄金笔厂公司特许生产经营部中，也有真正的英雄金笔售卖。这儿也就随着最常用的叫法，称之为“钢笔厂”。据熟稔城市的出租车司机介绍，英雄钢笔厂是上世纪50年代迁至桃浦工业区，一待就待到了现在，与同样由老厂区凤凰地毯厂改造的桃浦M50艺术区相邻，周围满是物流的集散地，常见超大型的卡车通行。
第一次到访钢笔厂是按图索骥寻过去的，老实说，经营部的招牌都比厂区要大得多。进入拱形的石门，门口的传达室并无阻拦，这般轻松的闯了进去。厂区如同一个巨大的花园，一进门就能看到雄鹰展翅的雕塑，写着“腾飞”二字，雕塑也见斑驳。众多厂房闲置，上面贴着“二零一三年九月廿九日封”的封条，在建筑上钉着限速5公里的标示。就在所有感知几乎认定这是个废弃工厂的时候，总会有穿着绿色工作服的工人从窗口或门口探出头来，带着好奇的眼神观察，不免令人有些紧张，仿佛我的存在是某个不怀好意的闯入者。而最终在厂区边缘的一些小空间中，可以看到工人操作的背影，房间中有着老式的沙发和风扇，同时空气中弥漫着的氨水气味和机器响动方才提示着，所熟悉的英雄钢笔仍然在这样的厂区中不断被生产着。
一圈下来，几乎找不到艺术家工作室所在的可能性，只有某个二层小楼窗口的些许画框泄露了位置，后来才知道那里正是未知博物馆三位成员邱黯雄、廖斐、郑焕的工作室所在地。与其他艺术区不同，艺术家更像是在英雄钢笔厂中的隐居者，他们对外部环境并无性格彰显的扩张，对厂区的固有环境同样没有过度的影响，作品、材料甚至是创作中的废弃物都在钢笔厂的公共空间中几不可见。艺术家们在空间上划出了清晰的界限，关上工作室的门，就如同清晨的花园一般，有不动声色的安静。
暂时稳定的围城
与北京艺术家大规模的聚集不同，英雄钢笔厂是一个数得清楚艺术家数量的地方。从最早入驻的倪有鱼、于吉，到吴鼎、靳山、陈航峰、蒋巍涛、卢佳炜，再到“未知博物馆”邱黯雄、廖斐、郑焕的进入，加上最近刚刚搬进不久的陶轶、何意达，共有12位艺术家在钢笔厂中创作。而在几乎所有入住钢笔厂的艺术家在对话过程中，都提到了一个词——机缘，他们用来形容进入钢笔厂的过程。
倪有鱼是最早进入英雄钢笔厂的艺术家，他也是最初的发现者。与上海的很多艺术家一样，他原本在附近租用毛坯别墅用作工作室。在倪有鱼的讲述中，重建了钢笔厂工作室功能开启的最初。倪有鱼骑着电动助力车在拍摄图片素材时，偶然进入了厂区，以前马路口还树着木头制成的“英雄”，虽早已腐朽，可着实显眼。钢笔厂的环境吸引了他，老式的建筑，在绿植的遮掩中犹如园林。倪有鱼当时刚好有更换工作室的计划，正好有一间300平米左右的厂房出租，他即刻就决定租下来，以不到8毛钱/天/平米的价格签了三年合约，与老朋友于吉分享了这一空间。那是2011年年初。
而卢佳炜及“未知博物馆”邱黯雄、廖斐、郑焕的进入也颇为曲折。从早年鼎盛一时的威海路696路迁出的卢佳炜，曾经有过抗拒工作室创作的阶段，中间有两年的时间他不租工作室，一年不创作作品，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真空期以调整。在吴鼎等艺术家第二批进入钢笔厂时，卢佳炜就曾经到钢笔厂看过房子，不过他更偏好厂区中的老房子，不过当时没有空房。第二年，卢佳炜租下了原厂区中一座二层独栋小楼的楼上一层，这里原来是厂区配置的幼儿园。几乎同时，未知博物馆的成员邱黯雄、廖斐、郑焕共同租下了停车场旁的二层空间，建筑外部带着巨大斜坡，其实是早先工人的室内自行车棚。就在厂方已经开始为卢佳炜整修屋顶时，国企未来政策的不明确几乎让当时的厂方撤销租约，恰是提前开始的整修工程最终令厂方批准了合约的继续。
陶轶和何意达是2013年秋天刚刚搬到钢笔厂的，他们与吴鼎、靳山、陈航峰、蒋巍涛一样，租用的是厂区最里面的板楼，建筑比较新。陶轶表示，为了这一空间，他也是多次拜访，厂方才清腾了三间厂房可以使用。
在钢笔厂中，由于厂房形态各异，所以每个工作室的物质形态同样各不相同，面积多在百平米之下，艺术家们通过长期的工作与空间相磨合，赋予了各自不同的气息。钢笔厂厂方提供的8毛左右的房租价格，三年的合约，三个月一交的房租频率无疑是艺术家所钟爱的稳定。而厂方对于未来规划的不确定性，也使得大量的厂房仍在闲置中，却没有清腾出租，这也是国企处事带来的影响，厂方对于当下房子的释放极其慎重，带有极高的试探性与不确定性。于是，异于798相对快速的膨胀扩张，艺术家在英雄钢笔厂持续的生产状态中维持了共生，工作室扩张迟滞。外面有众多想要进入的艺术家无房可租，相对内部艺术家的稳定，既是围城的困局，又是内城的相对安宁，而未来潜藏的不确定性，又使租住其中的艺术家些许不安，这着实是一种微妙的平衡。
规律的沪式生活
在英雄钢笔厂的艺术家大多是上海及周边生人，抑或是在上海接受大学教育，居住多年。
他们将工作与生活区分，大多在钢笔厂附近选择交通便利的房子租住，或有直接住在家中。多数会保持周一到五朝九晚六的工作时间，有时会更晚，但都会在十点左右前离开。因为厂区晚上十点半锁门，所以除却极个别的创作需要，基本上艺术家不会在工作室居住。在钢笔厂的工作室中，很少有极为舒适的休息会客区，甚至大多数工作室中没有洗手间，艺术家需要出门到厂区中与工人们一起共用卫生间，更不要说厨房和卧室。这与通常工作室居住与创作功能混合的形态大为不同。工作室中几把凳子，一组旧沙发就已经是极好的配置。
钢笔厂中的艺术家们都保持独立的工作状态，很少串门，一年也见不上几面，除却未知博物馆几位成员的定期会议，钢笔厂的艺术家们也很少有集体行为或活动。短暂的午餐时间便几乎承载钢笔厂内艺术家社交的功能。钢笔厂的食堂盛名在外，方便便宜，同工人一样，艺术家也购买老式的塑料饭票，带着自己的饭盒，与工人一起在食堂中完成午餐，在食堂外成排的水管洗碗，然后各自离开。对于“按时上班”的艺术家而言，这是实在的后勤福利。
在走访的过程中，上海艺术家们对家庭的重视着实令人动容。对他们而言，回家与家人一同晚餐或是共度周末像是一种重要的契约，对于职业艺术家的生活，来自家人的支持和理解尤为重要。上海的艺术家们懂得为家庭预留空间，这是他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谁说职业艺术家的生活就一定要不规律？
多重意味的独立精神
对于上海艺术家而言，独立有着多重的意味。
他们大多不喜欢甚至排斥扎堆，这是基于地域选择上的心理底线。很多人都在规避选择艺术园区，而在钢笔厂的艺术家看来，这里也并非是个艺术园区，只是大家凑巧都在这里租住。
他们强调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或许与上海这座城市对个体独立性的要求有关，艺术家们在日常状态中作品的讨论也极少，甚至大家会有意规避这样的境况。至多是在展览展出后，有所触发而讨论。“艺术终究是很私人的事情，就好比谈感情，这是没办法在一起开会讨论的。这是一个个体的抉择。”在采访结束后，他们大多会礼貌地引导我前往下一个采访的所在地，打个招呼、安静地离开，没有多余的闲聊，或是继续参与的企图。
而在钢笔厂中的众多艺术家都表示对钢笔厂未来可能扩大规模的担忧。于吉在对话伊始就表达了她的态度，她不希望钢笔厂过于热闹，会破坏其中的平衡。想来，若真是热闹起来的钢笔厂，想来会为这些业已进入的艺术家带来新的焦虑。
而在创作中，上海年轻艺术家们独立讨论的能力与思考的内向性则表现得更为明显，较之宏大叙事，他们更善于讨论与艺术本体相关的问题。而其作品面貌的迥异与气质上的精专形成了矛盾的统一。这与上海在地的艺术市场状态相关。上海画廊机构对于青年当代艺术家的运作其实尚不充足，有实力的画廊往往旗下艺术家饱和，并没有剩余的精力给予更为年轻的群体。而上海年轻艺术家也以更为直白的态度面对当下艺术市场环境的思考。在他们看来，北京的产业化程度更高。而恰恰是上海这种与市场繁荣不相连接的状态，使得年轻艺术家们可以与市场保持距离的同时，可以思考并创作具有深度探讨意味的作品及展览。
学院的输出与反哺
在英雄钢笔厂内12位艺术家这般精准的数字虽然令人视线清晰，但也不由得引人思考。
上海无疑是北京之外当代艺术氛围最为浓厚的地区，但真正走访时发现，生活在上海的艺术家数量远远少于预期。除却已经获得众多关注的成熟艺术家，上海生于85后的年轻艺术家已经发生断层。这一点在与艺术家的对话中也得到印证。
这与上海的美术教育环境不无关系。上海没有独立的美术院校，上大美术学院属全国十大美院之一，也是处于综合类大学的环境之中，华师大、上师大、复旦视觉学院等学院教育并不能为上海当地提供持久的艺术生产力的输送。在上海，相对丰富的就业机会和更为现实的生存压力使得众多年轻的艺术专业毕业生不会选择职业艺术家的生活。比邻上海的中国美术学院的毕业生，选择在职业艺术家的道路上奋斗的，也大多选择本就熟悉的杭州，或是干脆北上去北京寻找机会。
而这样的美术教育环境同样对艺术家生存链条产生影响，对于尚不能依靠作品销售维持日常开销的年轻艺术家而言，他们对职业化的需求使其并不能完全走向设计、游戏等其他职业，但美术培训产业链条的薄弱也使得他们缺乏如北京、杭州等以考前班代课养创作的机会。反而，在这种情况下，上海综合类大学中的艺术专业反而可以提供一些松散的代课职位，这也使得上海的青年艺术家更为直接的与学院中的学生直接接触及引导，如邱黯雄、靳山等都在上海高校内担任教职，廖斐、吴鼎等年轻艺术家也纷纷在高校中代课。这是否会为上海未来艺术生产力提供新的可能，尚不可知，至少提供了新的希望。
钢笔厂的未来
据媒体报道，英雄钢笔厂厂方表示“英雄金笔厂不会变卖厂房，但希望将英雄陈列馆升级成为中国制笔博物馆，已经获批，厂方还计划建书法绘画培训等社会学校以及画家工作室，让英雄金笔厂成为一个工业旅游景点。”可见，艺术家工作室的入驻，已然改变了英雄钢笔厂的未来走向。据透露，厂方其实有意将钢笔厂打造成为未来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但目前尚在谨慎地考虑中。
钢笔厂附近的桃浦M50艺术区已经由于房租的大幅上涨成为了设计公司的新宠。艺术家们往往很难支持这般富贵的价格。而钢笔厂的现有气息与上海艺术家选择在地的滋养诉求依旧谋和，在高度都市化的上海，钢笔厂与城市的光鲜保持着便利的安全距离，从环境而言，又带着上海老式花园洋房的内在气质，没有现代化厂房的苍白与锐利，也更加是上海海派文化中认同的舒适与温和。这让英雄钢笔厂在民族品牌复兴热潮的今天，更加吸引着众多的艺术家的关注。
在有“魔都”之称的上海，不管是“高大上”的城市化进程，还是考究的海派文化与弄堂文化的对冲，对青年艺术家的生态考察从未开始时就不免带有些许小资、时髦的预期。事实证明，臆想永远不及现实的皮毛。而真正走访结束后，艺术家们对于独立态度的共同诉求，使我对于英雄钢笔厂这般的围城花园，尚未离开便已经开始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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