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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聚光灯背后到艺术现场，一个文化组织者的诞生

今年5月，在美国“AAPI Month（亚裔美国人与太平洋岛民传统月）”期间，朱江创办的 AMPHI Gallery 推出展览 “Alan Chin: Palimpsests”。展览由艺术史学者、策展人 Sophia Quach McCabe 博士策划，汇集了洛杉矶艺术家 Alan Chin 二十年来横跨绘画、陶瓷雕塑、装置、行为与影像等媒介的创作实践。展览开幕后，很快进入了洛杉矶当地策展人、艺术机构与藏家的视野，也让这家成立不足两年的独立画廊成为当地艺术界关注的新空间。

对于许多人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认识 AMPHI Gallery，也是第一次认识它的创办者朱江。2024年底，他与妻子陈璐在洛杉矶帕萨迪纳共同创立了这家当代艺术画廊，希望以洛杉矶为起点，呈现本土与国际艺术家的跨学科、实验性实践，并持续探索数字时代独立画廊在线下艺术生态中的新角色。然而，对于朱江来说，AMPHI Gallery 并不是职业生涯的重新开始，而是过去十余年文化实践的一次自然延续。

过去十余年，从美国 Paul Taylor Dance Company 的国际巡演，到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 的公共艺术项目；从阿那亚文化社区建设，到大型文化演艺、沉浸式体验与文化企业运营，再到今天建立属于自己的国际艺术平台，朱江几乎始终站在国际巡演、公共艺术、文化社区、文旅演艺与独立艺术空间等几次重要文化实践的现场。

如果一定要为他的职业寻找一个定义，比起制作人、策展人或企业管理者，Cultural Producer（文化组织者） 或许更加贴切。他很少站在聚光灯下，却始终站在作品、机构与公众之间，连接艺术家、文化机构、城市与社会资源，让一个个文化构想最终成为真实发生的现场。

AMPHI Gallery，不过是这段职业轨迹延伸出的最新现场。

如果把一场演出、一座展览或一次艺术节拆开来看，人们最先记住的往往是艺术家、导演、策展人，或者最终呈现出来的作品。很少有人会去关注，在灯光亮起之前，是谁把这些原本互不相干的人和资源组织到一起，让一个停留在纸面上的想法，最终成为真实发生的文化现场。

朱江的工作，一直发生在这里。

过去十多年，他几乎没有长期停留在同一种机构，也很少重复同一类项目。从纽约现代舞巡演，到北京当代艺术机构；从文化社区建设，到大型文旅演艺；从剧场制作、公共艺术，到数字文化和国际艺术合作，他的职业轨迹横跨了中国文化产业几个最具代表性的实践现场。

如果只看履历，这些经历显得跨度极大。

但如果把它们放回过去十几年中国文化行业的发展过程中，就会发现，它们其实都围绕着同一个问题展开：如何让文化真正发生。

相比制作人、策展人或者企业管理者，朱江更愿意把自己理解为一名 Cultural Producer——一个组织文化的人。

在欧美文化产业体系中，Producer 并不仅仅意味着制作人。他们既理解艺术创作，也负责建立项目运行的系统；既需要面对艺术家，也需要协调剧院、基金会、政府、企业以及公众之间复杂的合作关系。相比创造作品，他们更擅长创造作品发生的条件。

这一身份，几乎贯穿了朱江过去十余年的职业生涯。

从纽约到北京：在不同文化现场寻找答案

2015年，从美国加州艺术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he Arts）戏剧学院创意制作管理专业毕业后，朱江加入美国现代舞大师 Paul Taylor 创立的 Paul Taylor Dance Company。对于国际表演艺术行业来说，Paul Taylor Dance Company 不仅是一支享誉世界的现代舞团，也代表着一套成熟而完整的艺术生产体系。

在担任亚洲巡演规划制作人期间，朱江参与了2016林肯中心演出季、纽约APAP国际演出交易会以及2016亚洲巡演的整体筹备与执行。亚洲巡演覆盖北京国家大剧院、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深圳保利剧院、台湾国立艺术大学等多个重要演出平台。相比观众看到的一场九十分钟演出，幕后真正需要协调的，是剧院档期、国际运输、技术统筹、基金申请、合同谈判、公关传播以及不同国家合作机构之间复杂的沟通。

也是在这里，朱江第一次真正进入国际文化产业的工作现场。后来回忆这段经历，他很少谈起某一次演出是否成功，而更愿意提到另一件事情——一件艺术作品能够跨越语言和地域被观众看到，并不仅仅依赖艺术家的创造力，更依赖一套高度专业的组织体系。

这种对于“系统”的理解，也成为他之后所有工作的出发点。

2017年，朱江回到北京，加入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那几年，中国当代艺术机构正在经历新的变化。越来越多美术馆开始突破传统展览模式，戏剧、舞蹈、音乐、论坛、公共教育等项目不断进入美术馆空间，“公共项目”成为中国当代艺术机构新的实践方向。

作为演出及艺术节公共项目负责人，朱江策划和制作了 “脉络：UCCA早春艺术周”、赵半狄个展委约沉浸式舞蹈“中场 Party”、实验戏剧“白兔子，红兔子”、澳大利亚互动视听作品“变”、UCCA 十周年慈善义拍庆典等多个项目，并受邀参加 2018 横滨国际舞台艺术大会。

如果说在纽约，他学习的是国际艺术机构如何运转；那么在UCCA，他开始思考另一件事：艺术如何真正进入公共生活。

这里面对的不再只是专业观众。有人因为戏剧走进美术馆，有人因为论坛第一次接触当代艺术，也有人因为一次公共活动，重新理解了艺术机构在城市中的角色。展览不再只是终点，而成为新的文化关系的开始。

当文化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一年后，朱江加入阿那亚，担任文化艺术项目总监。

如果说UCCA讨论的是公共文化，那么阿那亚面对的，则是文化如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彼时的阿那亚正不断突破传统地产项目的边界。戏剧、建筑、文学、音乐和艺术共同构成了一种新的社区文化实践，也让“文化社区”逐渐成为中国文化行业新的关键词。朱江参与策划了 阿那亚生活节、“我的知觉空间”论坛以及 “24小时梦境之城” 等项目，同时负责艺术机构合作、预算统筹及文化战略规划。

与剧场和美术馆不同，社区意味着更加复杂的公共关系。艺术面对的不只是专业观众，还有居民、游客、儿童以及城市本身。项目需要回应艺术，也需要回应公共空间。

也是在这一阶段，朱江开始逐渐把关注点从“一个项目如何完成”，转向“一个文化平台如何持续运转”。这个变化，也成为他后来进入大型文化企业的重要起点。

越复杂的现场，越需要组织能力

Hi艺术（以下简称 Hi）： 在UCCA和阿那亚之后，你开始进入大型文化制作公司，从公共文化转向商业演艺、数字文化和沉浸式体验。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次很大的转向，你怎么看？

朱江（以下简称朱）： 我一直不觉得这是转行。

很多人会按照艺术门类去划分行业，比如剧场、美术馆、文旅、商业演艺，好像它们彼此没有关系。但在我的工作里，它们解决的始终都是同一个问题——怎样把一个文化项目真正做出来。

区别只是，项目越来越复杂。以前在剧场，一个制作团队可能二三十个人；后来一个大型项目，可能同时要面对导演、艺术家、建筑师、数字媒体团队、工程团队、运营团队、品牌方，以及政府和不同合作机构。参与者越多，对组织能力的要求就越高。

我后来越来越觉得，一个文化项目最难的，并不是创意，而是如何让所有人朝着同一个目标工作。

Hi： 在北京大幕文化，你先后担任项目总监和总经理，开始负责公司的整体运营，同时参与了SoReal × 澳门MGM等大型项目。这段经历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朱： 是开始从“项目思维”转向“系统思维”。以前完成一个项目，我更多关心的是这个项目做好没有。后来开始管理公司以后，我需要考虑的是整个组织。团队怎么建立？预算如何分配？哪些资源可以长期积累？怎样建立稳定的合作网络？怎样让一个项目结束以后，经验还能留在团队里，而不是全部归零?

其实我后来花在管理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但我并不觉得管理和艺术是两件事。好的管理，本身就是文化生产的一部分。如果没有稳定的组织能力，再好的创意也很难持续。

Hi： 你参与过剧场、展览、艺术节，也参与过大型沉浸式文化项目。比如SoReal与澳门MGM合作的项目，这类项目和传统剧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朱： 最大的区别，是它开始重新定义观众。

传统剧场里，观众更多是在观看。沉浸式项目里，观众开始进入作品。他们不只是接受内容，而成为整个体验的一部分。所以项目也不仅仅是艺术创作，它还涉及空间设计、数字技术、商业运营、观众动线、安全管理等很多以前剧场不会考虑的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越来越觉得，文化行业的发展一定是跨学科的。未来很难再用单一门类去理解文化项目。

建立一个平台，让新的相遇发生

Hi： 从纽约、北京到今天来到美国重新建立AMPHI Gallery，你似乎一直没有选择一条特别“稳定”的职业道路。

朱： 可能是因为我一直更喜欢建设，而不是维护。

我回头看自己的职业经历，会发现每一次加入一个机构，它们都处在一个新的阶段。Paul Taylor让我进入国际巡演体系。UCCA开始拓展公共项目。阿那亚正在建立文化社区。后来的大幕文化不断尝试新的演艺形式和数字内容。

今天来到美国，和妻子共同创办AMPHI Gallery，也是一样。我一直比较喜欢参与一个平台从零到一、或者从一到十的过程。那个阶段会特别辛苦，但也最有创造力。

Hi： 今天AMPHI Gallery成立时间并不长，但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间画廊。你希望它未来成为一个怎样的平台？

朱： 我希望它首先是一个交流的平台。

这些年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工作，我越来越感受到，不同文化之间真正缺少的不是交流机会，而是能够长期合作的平台。很多合作停留在一次展览、一场活动。但我觉得，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机构，应该能够持续连接艺术家、策展人、收藏家、学者，以及不同国家的文化资源。

所以AMPHI未来一定不会只做展览。我们会继续做出版、公共项目、艺术家驻留、跨文化合作，也希望把更多优秀的亚洲艺术家介绍到美国，同时帮助美国艺术家进入亚洲。我觉得这比单纯销售作品更有意义。

所有文化现场，最后都是人与人的合作

Hi： 回头看过去十几年的职业经历，你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朱： 年轻的时候，我总觉得项目最重要。后来越来越觉得，人最重要。好的项目当然重要，但真正能够持续做事情的，永远是人。

这些年我最大的收获，不是做了多少项目，而是认识了一群一直坚持做事情的人。很多合作今天还能继续，并不是因为合同，而是因为彼此相信。我一直觉得，文化行业最终做的，其实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Hi： 如果今天让你重新定义自己的职业，你最希望别人怎么介绍你？

朱： 我还是会选择“文化组织者”。因为这个词最接近我一直在做的事情。我没有把自己理解成某一种职业。我更希望自己能够不断搭建新的平台，让不同的人在这里合作，让新的作品在这里发生。

艺术家创造作品。而我的工作，是尽可能创造一种环境，让好的作品能够出现，并且真正被更多人看见。​

Hi：这些年你一直在不同的平台之间转换。很多年轻人会觉得，一个文化工作者应该尽快找到自己的专业方向，而你的职业路径似乎一直在变化。你怎么看？

朱：我觉得外界看到的是变化，我自己感受到的是连续。

每一个阶段都解决了我上一个阶段留下来的问题。在Paul Taylor，我学习的是国际艺术机构如何运转。到了UCCA，我开始思考艺术如何进入公共空间。阿那亚让我第一次真正理解文化如何进入社区。后来进入大型文化制作，则开始面对更复杂的组织系统。

今天做AMPHI，其实只是把过去所有经验重新放到一个新的平台。所以我一直没有刻意规划职业，而是跟着问题走。当一个问题解决了，我自然会去寻找下一个问题。

Hi：这些年你合作过国际艺术家、剧场、美术馆、企业和政府部门。你觉得文化组织者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

朱：我觉得是建立信任。

很多人觉得文化行业最重要的是创意。我反而觉得，创意一直都很多。真正困难的是，不同的人愿不愿意一起工作。一个大型项目里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导演有导演的判断。艺术家有艺术家的坚持。工程团队有工程团队的标准。客户有客户的需求。如果这些人彼此不能建立信任，再好的创意也很难实现。

所以我后来越来越觉得，我真正的工作其实不是管理项目，而是在不同的人之间建立合作关系。

Hi：今天越来越多人讨论AI、数字技术以及新的文化消费方式。你觉得未来文化行业最大的变化会是什么？

朱：我觉得技术一定会继续改变文化行业。但真正重要的，始终还是内容。技术可以改变传播方式，可以改变观看方式，甚至可以改变艺术形式。但是文化真正打动人的，还是人的经验，所以我一直不太担心技术。

我更关心的是，我们有没有持续创造新的文化内容，有没有持续培养新的艺术家和新的机构。一个健康的文化生态，比任何一种技术都重要。

Hi：如果今天重新开始，你还会选择同样的职业道路吗？

朱：会。虽然它比很多人想象得辛苦。文化行业并不像大家看到的那么浪漫。幕后有大量协调、沟通、预算、管理和不断解决问题的工作。但是直到今天，我还是很享受一个项目从零开始慢慢长大的过程。

我喜欢看到不同的人因为一个项目聚在一起。也喜欢看到一个原本只是一个想法的事情，最后真正发生。这种满足感，是其他工作很难替代的。

站在幕后，也站在未来发生之前

本次采访结束后，朱江又迅速投入下一场群展的前期筹备。据悉，这场名为“游戏之约”（Play Date）的展览，其策展构想源于对1975年MoMA PS1展览“艺术家制作玩具”（Artists Make Toys）的致敬，并将汇聚六十余位来自美国、横跨不同世代的艺术家。朱江告诉我们，此时此刻，展厅和办公室里堆满了装载作品的箱子，摄影师正在为作品拍照。

过去十几年，他始终站在不同文化现场的幕后。

作品、空间、城市、社区、国际合作——它们不断变化；而朱江始终关心的，是如何把一个想法变成一次真实的发生。

在今天越来越强调跨学科、跨文化协作的文化产业中，“文化组织者”或许仍然不是最引人注目的身份，却始终是不可或缺的角色。而朱江，也仍然站在每一次文化现场开始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