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明轩 追溯以笔为戈的峥嵘岁月
上海明轩秋拍将于2016新年伊始进行“现当代艺术专场”的拍卖。
拍卖预展将于1月8日—9日9:00—18:30,
在上海富豪环球东亚酒店一楼举行。
1月10日下午正式举槌。
拍卖预展将于1月8日—9日9:00—18:30,
在上海富豪环球东亚酒店一楼举行。
1月10日下午正式举槌。
上世纪80、90年代,对于搞创作的人来说,那时参展的机会少之又少,更别提进入艺术市场,画画纯粹就是为了画画。
有这样一群艺术家,他们正身处一个挣扎期:有的在遭受质疑,有的被环境排挤,还有的在质疑世界……
对这些艺术家来说,画笔就是他们的武器,创作就是无声但却最掷地有声的反抗。
有这样一群艺术家,他们正身处一个挣扎期:有的在遭受质疑,有的被环境排挤,还有的在质疑世界……
对这些艺术家来说,画笔就是他们的武器,创作就是无声但却最掷地有声的反抗。
“拥有最好态度的创作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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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412 孙良 《婚床》 120×130cm 布面油彩 1989
估价:RMB 2,000,000-2,800,000
80、90年代是创作条件很差的时期,很多作品甚至在劣等画布上、甚至要到学校去捡破木头才得以完成。甚至《婚床》这个尺寸的作品能够完成,在当时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艺术家孙良
对于那个信息相对闭塞的时代,每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一方面是口传,另一方面是经由几张很劣质的幻灯片才能得到小范围的交流、展示。展览、交易,这是更加不敢想象的。正如孙良所说:“(那时)一个艺术家是真的画一幅作品,而且这个作品没有任何功利。”
学习西方在那个年代几乎是没有功利性的,就是出于单纯学习的目的。经历了长期的封闭,当国门开始打开的时候,西方现代艺术的刺激是很强烈的。根据孙良自己介绍,虽然能看到的很少,但是大家都是“很单纯,很主动,是纯粹在学习。”
除了偶尔参加过几次展览,基本上整个艺术圈都处在一种真空状态。在看不到他人作品、听不到更多来自艺术圈声音的日子里,孙良也正经历着一个无比压抑的时期——学校密谋开除他、打压他。在难以发声的情况下,他将心声倾诉于画布,骷髅、十字架、昆虫、双头蛇、腐朽的花……这些都是他用作品对自己周遭环境的控诉和讽刺。
那时孙良创作的频率约为一两个月一张。“这是一种表现性的,你不用画的很细、磨时间抠出来,你要用情感去画。然后你不能把它画得太亮,你要保持它的力量,和那种偶然性,要预留一些偶然性的东西,有很多技巧在里面,又让你感觉这是一气呵成的作品。”
“社会转型时期”与“情感过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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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 365 张恩利 《快餐》 布面油彩 170×140cm 1995
估价:RMB 2,000,000-2,800,000
上世纪九十年代,全球化、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促使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面对随之涌现的商业消费文化和大众娱乐文化,艺术家普遍寻找个人话语的时候,张恩利选择了新表现主义的语言,不同于泼皮玩世虚无主义的无聊狂欢,而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从对都市生活中底层平民真切的日常生活粗蛮霸悍的表述中,表现社会转型期的痛楚、剥离感与愤怒精神。这一时期的创作主要是人物“躁动的情绪表达”:以粗狂、野性的表现性语言,阴暗、沉重的基调,高大、概括的人像,暴力、血腥的现实叙事来展示内心与现实世界的种种冲突。

艺术家张恩利
作为60年代生人的张恩利,普遍性的社会成长经历,使其艺术创作在生存于城市的身份转换中向“都市里的乡镇”靠近,早期的《二斤牛肉》、《酒馆》系列等作品都是对此种城市角落里的生存的关注,塑造出纪念碑般惊心动魄、躁动不安及顽强的个性张力的小人物形象。
1995 年的《快餐》则是都市题材和形象的视觉呈现,“快餐”是快节奏的都市社会生活的产物,皮鞋、西装与墨镜等现代感的衣着装束,也预示着当下消费文化的现代都市文明。画面笔触凌厉奔放,色彩浑厚阴沉,但画中桌椅人物阴影的尖锐线条、筋脉贲张的肌肉、冰冷木然的面孔、粗壮生猛的躯体和刺眼的腥红等情绪夸张的表现手法,在整体俯瞰的构图与逼近人物的凝视特写中,使吃快餐这一行为变得机械、呆滞、紧张与盲动。张恩利以一种疏离的表现主义的叙述语调,展示了都市人的生存状态,即对都市无序生活的不舒适感与无奈跟从。此作是在乡镇与都市、落后与进步这一相矛盾的悖论中,对现代文明的触摸。早期沉郁的悲悯情绪在此转为对现实的无声批判,是张恩利由对都市化生活转变的抵制到融合、反思的过渡时期作品。
“一件关乎信念与理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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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易罡 《建设者》 192×192cm 布面油彩 1984
估价:RMB 300,000-400,000
1985年,王易罡参与了他第一个全国性的美术展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术作品展”。此幅作品《建设者》入选了展览,并获得了鼓励奖。

艺术家王易罡
在这件作品中,可以看到艺术家明显受到了立体主义画风的影响,比如对平面性的强调,对内部结构所进行的分解与重组。但是和早期的作品比较起来,王易罡的这件作品并不纯粹——从题材的角度看,他选择建设工地仍然意味着是对体制内展览模式的一种妥协。表现手法上,王易罡采用的是一种不同于学院写实与自然主义的方式,即用现代主义的语言来表现现实生活的题材。
80年代是“伤痕美术”和“乡土绘画”的发展时期,但在1984年“第六届全国美展”之后,“乡土绘画”开始走向没落,据何桂彦一篇评论《建设者》的文章中所述:彼时大部分“乡土时期”的艺术家在早期政治批判和形式主义的创作模式中耗尽了热情,而古典主义的写实手法描绘的恬美的生活画面逐渐蜕变为唯美主义的风情画——旅游者的眼光、唯美主义的色彩、诗意化的乡二、怀旧感的情绪成为这类作品的共同特征。
当时对于鲁美的师生来说,跟“王易罡”个字挂钩的就是“精神污染”和“退学事件”。《建设者》的参展无疑是一件令他扬眉吐气的事情;同年美术界重要的期刊——《美术》和鲁美校刊《美苑》都刊发了《建设者》,这更坚定了王易罡:坚持走现代艺术的道路是值得且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