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鲁炎 在边缘的地方,做不边缘的展览
王:状态来自于价值观,它需要经历长期的积累过程,一经形成就不会轻易改变。我的艺术创作和生活是混淆在一起的,从上世纪80年代“新刻度小组”时期起,逆潮流而动的艺术价值观就已经确立,另类的艺术态度是我的基本状态。
王:潮流是一种影响力强大,其价值标准被普遍认同,追随者众多的流行性趋势。所有质疑、挑战、另类的艺术思考与言行都是逆潮流而动的。
王:另类的艺术价值观本来就属于边缘,而边缘赋予艺术家以独立性。
王:交流的质量与意义并不取决于观众的多少,我认为试图超验的当代艺术需要与交流保持一定的距离。在既有经验之外的艺术探索并不需要人满为患的展览。
王:每个展览对于艺术家来说都是一次自我突破的机会,尤其个人展览,艺术家拥有更多的自由,可以用展览思维模式与展览呈现方法尝试新的可能。我于2017年在丹东鸭绿江现当代美术馆举办的个人展览,就是一次以展览模式思考和创作的实验性展览。这个展览中的所有作品都是在现场完成的,我以展览本身作为作品的视角审视作品,要求诸多作品之间在形态与观念上体现出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令每一件参展作品与空间、观众、相邻作品产生转换性的关系,使其成为某种特定关系中的作品,进而以展览方式整体表达作品“对应的非对应性”这一艺术观念。
王:我在北京“外交公寓12号空间”寓所里举办的展览,是一个以《交流》命名的很小的个人展览,这个展览的思路是围绕着其特殊的语境展开的。该空间先天具有各个方面小而又小的独特性,它的硬件条件与上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存在模式与呈现方式相同,因此它有机会重现那一时期非主流与体制外的纯粹性与精神性。
如何在一个正在进行交流的展览中提出交流的不可交流这一问题?如何在交流的过程中以质疑的视角呈现交流的悖论?如何让每一件参展作品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相互作用地将临近它的其它作品与环境转换为同一个交流困境?如何让作品与观众一起面对同样的交流困惑?如何以并非显而易见的视觉方式表达隐性的存在?如何将空间中的既有设施转换为非此不可表达的作品观念即有效部分?如何以逻辑递进的方式建构整个展览?这是我在“外交公寓12号空间”所要进行的一系列实验。
王:2017年,我在丹东鸭绿江现当代美术馆举办的个人展览,也是一次以展览思维模式与展览呈现方法实践的实验性展览。与“外交公寓12号空间”相反,鸭绿江现当代美术馆空间庞大,展厅众多。我以《垂直的水平》作为展览标题,以各不相同的作品共同呈现事物之间“对应的非对应性”这一悖论。它们是一个由不同视角构成的整体,整个展览可被视为一件作品。
王:非展览模式不可呈现的思路与创作,是一种展览思维模式与展览创作方法,但它不是唯一的方法。任何一种探索都是某种方向的探索,而不会是全方位的探索。所以,这两次展览仅仅是我目前阶段对于某种艺术呈现方法的实验性实践。
王:我过去在展览中展出的作品,并不呈现作品“非此展览不可呈现”的理由。也就是说,我在过往展览中展出的作品,也可以在其它任何展览中展出。“非此不可呈现”是一种将展览语境转换为作品有效部分的艺术呈现方法,换言之,“呈现方法”本身被视为作品,即作品不具有独立于“呈现”的意义。这一展览思维模式和以展览呈现方法进行创作的经验,与工作室思维模式与创作经验完全不同,可以视为对非“呈现”艺术方法经验的挑战。
王:我对自己是否被认可没有什么感觉,我不关心这个问题。因为,无论学术和市场,都有着其严格的成败评判标准,而任何一种标准并非不可置疑。一个艺术家如果在自己是否被认可方面过于敏感,则意味着他的专注力随时可能去迎合某种评判标准。我认为任何价值标准都是自由的疆界,我们可能在某些阶段不具有超越疆界的能力,但却不可没有超越的意识,否则,我们将永不可能有所超验和创造。
王:质疑是思想的基础而不是相信,“新刻度小组”质疑和挑战了那些毋庸置疑的美学视觉意义以及艺术家的个性价值,它的超验性基于对自我这一主体的否定,其“取消艺术家个性”的艺术观念是这一否定价值观念的终极。我的个人作品不再有理由重复“新刻度小组”取消艺术家个性的艺术观念与方法,相反,而是要呈现某种独特的个性。尽管如此,在我的个性中,可能不可避免地融入了“新刻度小组”的基因。
王:1995年,“新刻度小组”解散。在这之后我创作了《W自行车》这一个人作品,其后逐渐淡出艺术界。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我的另类艺术价值观与当时的中国主流当代艺术取向相距甚远,在看展览时总会产生自己幸亏不在其中的庆幸。另一个原因是,我对当代艺术能否交流十分怀疑,并对艺术交流的动机产生了质疑,认为当代艺术,尤其是所谓实验和超验性的艺术因为不在既有经验之内,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交流。而与艺术本身无关的交流动机,就纯粹性而言属于多余。欲要独立的艺术价值观以及对于交流意义的存疑,使我很少再参加展览。那段时间我每天去报社上班,游泳和打乒乓球,在十几个笔记本上画满了无需与人交流的草图,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2007年,我在阿拉里奥北京艺术空间举办了个人展览《被锯的锯》之后才真正结束。
王:今天中国的当代艺术与上世纪70、80年代的中国现代艺术,在社会环境与艺术生态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过去以艺术运动和艺术家群体构成的艺术存在方式,被现在开放和多元化的艺术家个体存在方式所取代。艺术的商业化,极大程度地消解了早期中国批评家与策展人的绝对权威。与此同时,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也不再整体拥有70、8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的精神性与纯粹性。
王:艺术家的状态既是一种个人选择,也是一种难以隐藏的内在的自然流露。任何一种状态都是价值观念的体现,相同或者不同年龄的艺术家的任何状态,都是其自身诸多角度的综合性体现,都是不难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