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建安 最会讲鬼怪故事的艺术家
邬:传统的技艺都已经很古老了,但我在城市里长大,很多东西并不知道,但是鬼怪的故事太多了。其实这些故事本身是有智慧、有生命的,之所以传承那么长时间,它们的生命是一代一代附着在人类身上的,就是说人的身体会变成它们延续生命的载体,就好比我们的意识承载在细胞上面,我们的身体对于它们来说就像承载意识的细胞。
邬:最早是念书的时候,学校门口来了卖工艺品、卖皮影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怪异,因为那时候大家特别“哈洋”,觉得毕加索的东西是最好的,我当时什么也不懂,但是觉得这个特别酷。后来读研究生的时候,跟学校去陕西、河北考察皮影,最早见到汪老师的时候,他说,“你来设计,我给你雕刻。” 那时候我还没毕业,汪老师已经是大师了,给了我很多鼓励。
邬:《白日梦系列》是2003-2004年用刻纸的办法做出来,后来铜板切割的作品是根据那个演变而来的。当时虽然用的是纸,但里边很多造型语言都是皮影的语言,包括接头、断刀。因为皮影要演出用,所以必须要相互咬住,不然就断了,有很多非常巧妙的连接;剪纸有的时候不是很在意这个,因为它是贴在别的东西上面。
邬:不知道,要是以前的话,我会说是造型的语言,皮影的造型语言非常具有想象力。过了这么长时间,我慢慢地不再相信是我从皮影里面找到了什么,而是反过来,皮影选择了我们,让我们去做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我们其实更像是神的侍从,好好服务这个伟大的技艺就好了。
邬:我不会想这个事。我们所有的思考方式都假定人是主动的,人选择了什么东西,其实不是这么回事,这套思维调整过来就顺了。我个人感觉年轻人对这些东西,相比60年代、70年代的人会更感兴趣,就像呼吸一样,这个东西是一轮一轮的,到这个时候就要苏醒了。一定要找理由的话,就像国外大片或动漫里,是人借助着某种力量往前,不借助这些伟大的力量,人就迷失了。
邬:有的是听老人们讲,有的是阅读得来的。我自己也会编造,像是《九重天》里的动物。人都是这样的,如果你始终拿它当故事,你不会编东西;有一天你拿它当真了,它就会在你想象力里自己长出来。当你把《山海经》当成一种谜语,认为古代人没知识,把一些简单的东西描述成了奇怪的动物,就会永远停留在想象的层面。我觉得它是真的,真的有一个时代,人和动物是可以繁殖的,蛇身人面的生命是真实存在的,你没办法否定不是这样。
邬:我觉得作品好像是一种载体,它会把你感受到的有意思的东西分享给别人。你感悟到了什么,就会体现在作品里面。为什么人类好像总想去表达,我不知道,没得表达的时候我们还会唱歌,假定有人或者有另一个自己听到。这在灵长类动物中很普遍,而艺术恰好又是一种特别强烈的表达途径。
邬:在威尼斯的时候,他们问什么的都有,但是倒不太问这个神话故事是什么,而是把它们理解成自己能理解的东西。因为神话故事都是一个原型,人为什么是这样,人往何处去这些问题,他们会很容易把中国神话和他们的神话对应起来,理解可能稍有偏差,但我觉得问题不大,都是一种类似的情感、一种记忆深处藏着的能量。
邬:我觉得转变有很多。但是我也经常去想,我们总是习惯性认为自己开悟了,自己决定了这些东西,我越来越不这样认为,而是有另外一种比我们崇高和伟大得多的力量,在某个时刻给你一次关键性的启发。比如说在做《七层壳》的时候,是我处理整体与个体最疲劳的一次:360个小的形象按照七种组合办法组成一个大的形象,每个小形象在大形象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这个过程太累了,有点像你在下一盘棋,把每个角色安排到合适的地方。非常疲劳的时候就会有情绪上的抵触感,我突然觉得,我是不是有一种权利意识要个体去服从整体的需要。2014年做了“白原涅盘”,整个展览里没有整体,全是个体,我们在泡沫板上点上不一样的颜色;画6000张不一样的脸,绝对的不一样……但是做完之后有一种失落,完全否定了整体使我又进入和之前对称的一种状态。到2016年做了“万物”,那时候刚开始做《五百笔》,其实还没有找到答案,但我把困惑直接说出来了,就是群体和个体的这种矛盾冲突似乎是永恒的,当你盯着局部的时候,整体就消失,你看整体的时候,局部就消失,人为什么被这样设计出来,这是非常神秘的事情。
邬:可能不会。不管怎么样,你思考自己做的东西时,肯定有一个坐标,那么多伟大的艺术家已经住在你的灵魂里,住在你的意识。他们可能也在里头开会、讨论,最后得出一个方案,这么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