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艺术

从5月中旬 “AAC艺术中国·巅峰之夜”到6月初 “中国艺术权力榜ARTPOWER100”，整个国内艺术圈似乎进入到了“奥斯卡”模式。从光影交错的故宫博物院到大牌云集的诺金酒店，明星主持人助阵，再到西装革履的嘉宾们一一举杯祝贺获得各项殊荣的艺术家、机构代表、策展人等场面，这无疑是一场成功的派对，皆大欢喜，各取所需。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今天这些宏大叙事的艺术类奖项，似乎更倾向于拿那些功成名就的“大艺术家”来做文章，却鲜少有站在自己独立思考的角度去重新搭建一个新的语境。显然，后者需要耗费的精力与时间更长。

 

说来也怪，国内的艺术媒体似乎更青睐于举办一场艺术盛宴。例如“AAC艺术中国·巅峰之夜”、“中国艺术权力榜ARTPOWER100”以及刚举办了两届的“艺术新闻亚洲艺术贡献奖”无不成为媒体为打造自己品牌效益的绝佳时机，同时也为活跃今天的艺术气氛做出了贡献。“当然，我认为这些动机在当下的社会中都没有问题，但是主办方和参与者还是需要明确供需关系，大家才能从不同站位配合好，做好这个活动。”“在今天这个经济主导一切的世界，新自由主义不但冲破了国家的边界，也攻陷了艺术的阵地，一统天下。艺术界有两种选择——与其同流合污，或通过谈判和策略性的方式予以抵抗。”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副馆长尤洋与艺术家黄小鹏不同的角度来解读今天的社会背景，我认为再合适不过了。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由媒体举办的艺术类奖项存在着哪些利与弊。优势显而易见，一手的人脉资源、媒体营销能力及传播渠道。但是其中的短板则是大家诟病其奖项权威性的关键所在，例如受制于品牌资金的赞助、大而杂的奖项不具备吸引力等等。作为AAC艺术中国的总负责人关予同时肯定道，“目前中国的品牌赞助还是很少有纯粹的支持，因为他们都要考虑回报方面的。” 

 

以时间来衡量一个奖项的价值，很多时候也是乏力的。曾经由法国著名干邑品牌马爹利独家赞助的“马爹利非凡艺术人物奖”，打着“独具慧眼、领悟非凡”的口号，一路为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十年里带来了一个又一个优质的展览。但是自2014年今日美术馆新的班底上任之后，该奖项连同由马爹利艺术基金共同打造的“关注未来艺术英才”一并退出了中国的舞台。另一个同时间消失的奖项还有国内首个由美术馆设立的当代艺术奖项 “瑞信·今日艺术奖”。
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预言的：“未来的社会不管根据什么加以组织，都必须考虑到一股新的、‘至高无上’的力量，即‘群体的力量’——‘当我们悠久的信仰崩塌消亡之时，当古老的社会柱石一根又一根倾倒之时，群众的势力便成为唯一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在这点上，我们不得不借鉴已经进入第32个年头的“透纳奖”。虽然伴随着 “透纳奖”成长的群体力量并不见得有多么支持该奖项。例如在1999年，艺术家翠西·艾敏的作品《我的床》入围最后作品展所引发的群体反应，除了所有英国小报的头条均有刊登之外，英报也评论道，“从这一年起，英国老百姓中找不出几个没有听说过透纳奖的。”但其实这一年“透纳奖”的真正得主是斯蒂芬·麦奎因的《冷面孔》。这也许就是“透纳奖”评委比奇·库莱格所言“没有关于艺术的讨论，也就无所谓艺术”的根源。

 

当然，艺术奖项除了需要群众的关注之外，同样也需要有艺术家与批评家深入的对话。“艺术圈从来不缺奖。有的奖是商业的，有的奖是时尚的，并不太关注作品。我们觉得这样的评奖有很多问题”来自“金棕榈奖”、“金酸梅奖”发起人盛葳的评述。这也是他2009年与杜曦云发起该奖的原因所在。在没有任何资金和实物支持下，参与的24位青年批评家本着公平、公开、杜绝任何人情因素及自愿的原则，通过提名、讨论、票决到将最终投票理由撰写出来的方式。在这里，六亲不认的激烈讨论随处可见：“我想问当蔡国强的《农民达芬奇》和赵本山小品的差异在什么地方？”“艺术家徐震的作品太多点子了。”…… 当曾任今日美术馆馆长张子康来颁奖时，则肯定着“金酸梅奖”的意义，“当代奖项越来越多，组织的机构越来越多，在原来的奖项里从来不会设一个不好的奖。有了这样一个批评的声音蛮有意思的”。这些被看做是来自艺术圈内部“敌人们”的批评家声音，却在今天越来越少听到了。
就评审标准而言，CCAA创立者乌利·希克（Uli Sigg）曾从两个方面阐述道：其一，真诚度、原创性以及评委专业水准的要求。另一方面，持续变化的标准，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的语境越来越复杂，资料越来越丰富，评委的标准也要对这种复杂的情况做出调整。基于以上两点，CCAA的评委团也颇具看点，除了中国当代艺术界具有代表性的策展人与批评家之外，同时国际学术批评界的重要人物也在其中。例如，上任泰特现代美术馆馆长的克里斯·德尔康、蛇形画廊展览与国际项目总监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M+行政总监 李立伟博士等等。在今天看来，CCAA的基本目的显然并不完全在于为不同角度的艺术创作进行价值判断，同时也在构筑一个平台，让那些尚不完全为大众所了解的艺术家及其作品，能够通过评选的形式得到深入的讨论。

 

那年即将面临毕业的朱岚清，意外地获得三影堂摄影奖的大奖。除了八万元现金奖励，获奖给她带来更多的是鼓励与继续从事艺术创作这条道路上的信心。另外在2012年获得“瑞信·今日艺术奖”的蒋志在面对奖项时则更多了一份阔达，“正是艺术中不可量化的部分，才成就了艺术与众不同的魅力。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任何奖项都不足以评定艺术家工作的成就，所以获奖的艺术家很难说比没有获奖的艺术家贡献更大。”也有艺术家将获奖看做是一种负担，例如获得2006年“透纳奖”得主托马·阿布斯，在斟酌了三个月之后才决定接受这项提名。
曾任泰特美术馆馆长的尼古拉斯·赛罗塔说过：“任何奖项都不是完全神圣的，它的构成存在了太多内部矛盾。”不可否认每个奖项都存在着缺陷，但我们必须尊重每个奖项自身的动机与诉求，接下来我们才能进一步讨论奖项的意义。对于任何一个奖项来说，它是商业还是学术最终取决的是组织者。但是对于观众来讲，我们所期许的也许仅仅是那些真实打动人心的作品，它们能够冲破一切的禁忌，完完全全表达自我的语言。

 

聚焦年轻艺术家的奖项，很多时候会被看作是一场赌博。例如纽约新美术馆三年展的操作模式就是通过今日的艺术探讨文化的未来。而这种未来性对策展和市场营销双方来说都是拿手领域：传统回顾展在这里被预测模式取代，风险胜过趣味，投机性投资高于自然积累的审美价值。但是刚刚过去的第三届三年展似乎已经有媒体在开始投反对票，“本届三年展上一种沉默甚至礼貌的氛围让人觉得是有意要和之前吵闹的氛围区别开来。”
和国内情况不同的是，国外的艺术环境基金会、博物馆、画廊等机构能建立起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并且社会上企业赞助艺术的发展是传统，也是常态，能够相联动，扶持较全面地提供给艺术家展示和发展的机会，在公众的视野里也能够最大化发挥积极效应。这同时也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的核心，未来是否能在中国看到这方水土的兴起？
追溯今天国内的艺术奖项，却甚少能看到艺术基金会与美术馆的赞助，更多的是来自于企业与品牌的赞助。但可喜的是我们今天还是能够看到一部分具有公信力的艺术奖项在聚焦着年轻艺术家。例如“华宇青年奖”、“HUGO BOSS亚洲新锐艺术家大奖”以及未来即将开设奖项机制的K11艺术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