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廊制造
有时候,系列展览与画廊同为一体,有时候,系列展览为画廊在常规领域之外大显身手。
如果说,展览是画廊的存在方式,“系列展览”以及由此而来的品牌效应,则如同是画廊的衣冠。以“展览”的名义,通过有主题的延伸,那些应对阶段性探寻方向的、呼应画廊执业标准的“系列”,让画廊及其品牌、文化愈发厚重,得以与时代共同成长的同时,产生之于画廊可资参考的评判依据。
说起来,国内画廊有持续性的画廊品牌展并不算多,而让人可以很容易完成联想的,则更显匮乏。经由讨论,我们选择了品牌性展览延续时间最长、并同时拥有最多的三大品牌系列展(“A+A”、“图画手工”和“中国抽象艺术”)的偏锋新艺术空间、以一年一次的节奏进行并已完结“绘画课”的杨画廊、做过两次以“丛林”为名的连续群展的站台中国当代艺术机构、以“长物志”和“生成”两大系列掀开更名后展览“狂潮”的蜂巢当代艺术中心、通过“微图盛景”展示新一代艺术家创作方向与状态并希望“鼓励新藏家进入”的那特画廊以及夏天刚刚推出旨在“为年轻艺术家在当下一个时期内有意思的艺术探索做一个展示平台”的第一届“WHY ART”的林大艺术中心六家画廊的九个系列展览作为我们讨论的对象。
诚然,这样的选择方式有些武断和想当然。对于六家画廊来说,制作并完成“系列展览”,并由此形成品牌效应,无论是起源还是期望借此实现的理想,都不尽然。
将系列展览延续的时间最长、走得最远也是将系列展览与画廊品牌捏合的最为成功的偏锋新艺术空间所有人王新友坦言,他设置系列展览的初衷很单纯,“就是想要和艺术家、和观众、和藏家或者说和中国当代艺术实践‘共同成长’”,与王新友持有相同观点的杨洋也并不讳言自己在杨画廊创始之初对以画廊主身份面对当代艺术的陌生,“虽然当时就有很多艺术家朋友,也对艺术有些个人的敏感,但是我当时对艺术了解的也不多,在与策展人鲍栋有过充分沟通之后,既然他正在从多个角度做一些对绘画的研究,我也正好可以从中学习,并得到与当代艺术共同成长的机会”,事实上,“与艺术家共同成长”同时还是杨洋为杨画廊设置的运营理念。
相对而言,从非营利机构走来的站台中国当代艺术机构并不算认同“系列展览”或“品牌展览”的概念,在陈海涛看来,“丛林”系列展览更多是形容展览内容的一种概括,这个强调呈现当下艺术生态的系列展览对于站台来说并不是强调于“品牌”的展览,而更像是画廊基于职业责任的一种自觉——“是时候这么做了,就这么做呗”,陈海涛如是说。
“系列展览”显然对画廊品牌有着良好的构建意义,却也同时因为“系列”需要的时间属性而往往难以短期见效。在偏锋看来,任何一个系列展览,只有实实在在地区付出心力,也必将收获“好雨知时节”的回报,而这也是偏锋八年来坚持不乏“虚名”的图画手工的原因之一。王一妃也坦陈在短期内,系列展览的付出一定大于回报,但是同时她也笃信,“从长远看,回报会超越想象”,即画廊经营“系列展览”的初衷一定会被放大呈现。
厮杀在一线的画廊既难以获得衣食无忧的后勤保障,在当下又缺乏行之有效的法律保护手段,在更偏向野蛮的成长过程中,画廊要忧心于自我的生存,还将苦心获得的喘息机会用作实际的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说,画廊以“系列展览”展开的一切对当下的探索,都或多或少的是在为以美术馆为代表的研究机构巧做嫁衣。而对于画廊来说,又不得不做。
事实上,对于画廊来说,制作“系列展览”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既牵涉到画廊的运营投入,又涉及到艺术圈这个不大的生态系统中纷繁复杂的种种关系。那么,制作“系列展览”是一种画廊的义务吗?王一妃直言并不认为这是画廊的“义务”,因为“没有一个画廊有义务应该去做特定的事情,画廊的定位是什么就会做什么事情,这应当都是自然的呈现”,而“为了展览而展览或为了学术而学术往往都会太过功利化和牵强”,有因于此,王一妃希望将系列展览做的尽量单纯。而将“学而时习之”作为立足根本的偏锋则认为,无论是否制造“系列展览”,“进行长期的学术梳理与展示”都是画廊的“必需”与“必须”,即便这不是画廊的“义务”,却一定会是画廊的“机遇”。
从付出上看,每一个制造“系列展览”的画廊都在进行着人力与财力的双重努力,而从回报上看,王一妃将“看到若干优秀新作品的第一手资料”视为当下“WHY ART”带给自己的最大惊喜,而偏锋则将浸满“偏锋有兴趣、有热情、有耐心和耐力去持续观察、研究和推动的当代艺术创作中可能蕴含的新趋向、新空间和新思维”视为是画廊的一种责任与兴趣所在,有因于此,偏锋出品的系列展览的每一次出场都是一次新的观察、新的主题和新的思维的呈现,那么,继续还是终止,显然不是偏锋需要考虑的“问题”。
一个画廊,却总离不开“品牌”,在时光里生长,在历史里沉淀。假使画廊如人,那么品牌就是口碑:善良的、勇猛的、英俊的或者伟大的。一个人的口碑,要经历很多共同见证的往事,要保有始终如一的执着和坚守,无论是主动和被动,都贯彻一种行为准则。画廊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