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关注的宗教是对生命的讲述
Hi:你今年60岁,到了耳顺之年?
毛:刚好60岁。想起来一晃30年过去了,当时从事现代艺术的时候大家差不多28、29岁,做“新具象”的时候我29岁,现在都30年过去了。越到后面越觉得人生的短暂,40岁以后感受就不一样了,到60岁感受就更深了。不可能再有新的60年了,最多30年,大限了。这种感觉还是很特别的。
Hi:年龄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毛:60岁的人到了宗教阶段,看到人生的短暂,看到人在历史当中的渺小。宗教对我来讲是不可回避的,这样可能也使生命比较有意义的一方面。我也不是纯粹的皈依,喜欢宗教问题是因为那是对生命的讲述。
Hi:90年代初的你也曾在北京短暂生活过一段时间?
毛:我是1994年在北京待过半年,其他的时间都在昆明。在80年代那个时候人们普遍渴望到西方去,因为北京不是当时的艺术中心,它只是一个政治中心。1989年以后,现代艺术展之后他成为了艺术中心。但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像我们这批人想去的不是北京,是巴黎。稍后知道了战后艺术纽约是一个中心。1994年去的时候是因为我爱人调到中央台工作,那个时候刚刚开始跟国际接轨,而且政治波谱和玩世现实主义最早红的时候,我觉得我也可以去看看。去了以后住在一个朋友的房子里面,当时的关系像80年代革命者的,我记得栗宪庭骑着自行车给我们送被子。可是待了半年我就开始觉得这个地方好像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
Hi:什么原因?
毛:我在艺术上胆子很大,在政治上胆子很小,尽量是回避和逃避,甚至我一度也认为艺术就是逃避政治的方式,但不是说我的作品没有政治。像我的“家长”系列里面探讨的也是跟权力有关的问题,我想用更加隐讳的方式,更内在的方式去对接,而不是直白的表现。我作为一个’85新潮出来的艺术家,表现、变形、抽象和这种方式我觉得是退步,是语言上退步。所以我不是很融合当时的文化氛围,觉得还是回到云南心里比较踏实。北方寒冷,每天到处看看,吃吃喝喝的过日子,我不喜欢这种生活方式。一段时间不工作不画画我就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所以1995年开春我就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