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A龚彦×项苙苹:一家公立美术馆的0经费收藏之路
她们能说出每一件藏品的收藏理由
博物馆只是个空壳,我们要将海马体植入其中
项苙苹(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展览部主管,以下简写为项):我们目前的藏品数量大概是140多件,因为当初开始收藏的时候没有一笔专门的资金,所以无法做好规划去买哪些作品,而是跟随我们的展览去收藏,所以有一定的被动性。我们这次展览从中挑选了60件,在条件有限的基础上,从库房出发,在美术馆二层平台上以“开放库房”的概念做了一次收藏展的梳理。
龚:就我们的收藏来讲,首先他们是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有非常重要贡献的艺术家,像我们收藏的余友涵、李山这些上海老一辈当代艺术家,的确想要侧重强调上海这段被中国当代艺术忽略的历史,但同时也不想做得过于地方主义。其次,那些远离艺术市场的艺术家、或打破国际当代艺术范式的年轻艺术家,也都是我们关注的点,当然我们没有年龄的限制,没有新锐艺术家或终身成就艺术家这样的区隔。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些比较着重的点,比如女性艺术家的收藏,比如我们强调收藏的作品一定要个人化的、真实的东西,不需要宏大的东西。
龚:我们的博物馆原来是一个厂房,它只是一个壳,一个空间,它自己是没有记忆的。对美术馆来说,它的记忆是靠作品、靠观众、靠艺术家一起建设起来的。所以作品、艺术家和观众其实就是这栋楼的大脑里面的海马体。我们要做这样的收藏展示,把这个海马体重新植入到这个躯体里面,让它不会是一个冰冷的机体,而是可以跟我们一块叙事的空间。另外,之所以想要集中做一个收藏展,也是希望为七年来在这样一个美术馆共建的过程中做出贡献的艺术家给予应有的回馈。
收藏是基于收藏的,而不是集邮或文化认领
项:从数据来看,主要还是以捐赠为主。我们最早是通过为上海双年展的艺术家出制作费的方式进行收藏,委托他们在上海进行制作,很多艺术家非常配合我们进行捐赠,目前这部分大概收藏了38件/组作品。另外一个重要的方式是“中国当代艺术收藏系列展”,从2015年大同大张到后来的余友涵、李山,我们获得了78件/组作品。所以说在140多件藏品中,大多数来自艺术家本人的捐赠,因为我们没有专项收藏经费,他们都非常谅解,沟通的时候特别愉快。另外还有一些藏品是通过第三方,比如汉雅轩画廊、博伊斯基金会的资助或捐赠,目前还比较少,这是我们以后要努力的方向。
龚:我们的目标永远不可能是泰特美术馆或蓬皮杜艺术中心,那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是我们要做的是让所有的藏品都能让观众看到,而不是躲在仓库里,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包括PSA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都明确地知道哪件作品为什么要收藏,我们可以在藏品数量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做到,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状态。当然我也希望这个收藏名单不断扩张,但我们非常清楚目前的现实很困难,除非有藏家愿意捐赠给我们,我觉得如果是这样,也是基于对我们研究能力的认可。
龚:没有,我们不以数量来计算。
龚:我们强调收藏应该是基于收藏的,不是集邮或者文化认领,很多美术馆收藏的作品都是躲在仓库里,长久地不能被看到,非常可惜,对艺术家也非常残忍。其实西方美术馆的模式在中国很难复制,任何那样说的都是假话,因为我们没有税收政策的优惠,比如捐赠抵税。另外像中国很多私人企业也在收藏,但他们更多觉得这是一种归属感、拥有感,而不会意识到让这件作品变得更公众化。其实一个真正的藏家非常懂得和藏品保持距离,有了距离感才会相互尊重,藏品才能长久得存在下去,否则遇到经济不好的时候企业家首先想的就是转手自己的藏品,让它沦落到不带有任何情感的市场流通中去。PSA对于藏品的研究照顾是近距离的 ,但我们又离它很远,因为它属于公众,属于上海这座城市。
中国最棒的作品不在任何公立美术馆里
龚:我们拒绝了很多,无论是展览和收藏,可能更多的是展览吧。我们的收藏有一个非常严密的过程,我们自己的学术委员会,由九位国际学委组成,每三年换一次,今年已经是第二届了。我们所有的收藏,包括重要展览的决策都是由学术委员会决定的,学委会对所有藏品进行非常针对性的讨论,而不仅仅是从市场价值看待它们。
龚: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我们可能很难用一个收藏展览来回答它。当然这是我们的使命,是必须做的事情,但是我们不想把事情做得太重,而是想要以比较轻盈的、让观众能够感受得到的方式回应。其实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们看到海外有很多教科书式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尽管可能在中国大陆的展览不是很多。我觉得我们做不了这样的展览,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年代最经典的作品,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公立美术馆拥有这些财富,这些最棒的作品都在私人藏家手里,而且都不在中国大陆,这其实是政府需要反思的问题。
龚:我们必须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藏品要还原艺术本身,因为现在所有的收藏都是跟着市场走,唯一评判收藏的理由就是市场价格。但有很多作品价值不是用资本来衡量的,我们想知道艺术史学家觉得哪件作品最有价值,或者艺术家抛开所有绑架觉得哪件作品最能代表自己的创作,这些我们都要和艺术家进行深入交流。比如李山的画非常贵,但我们的展览只做它最具争议、最具自我颠覆性的生物艺术;比如余友涵市场价格很高,但我们拥有他非常早期的实验性作品,你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他最大最漂亮的作品,但在PSA你可以找到它们的精神源头。其实这也是我们收藏的标准,例如我们试图通过收藏和展览将上海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艺术家、音乐家、作家是如何交流的呈现出来;此外还有对大中华地区艺术家的关注,比如陈界仁的作品,他们对历史的认识可能并不一样,我们当然要允许不一样,不然他就不是艺术家了。这些都是我们关注的点。
龚:我觉得七年前PSA成立时各方面的状态比现在要更差,当时还没有那么多当代艺术馆发声,但那时政府就决定创办中国唯一一家公立当代美术馆,我们可以看到上海的决心和自信。这些年来我们的观众人数、展览口碑以及用各种方式积累起来的藏品,也是一个很好的答案。
龚:目前还是唯一的。
今天的美术馆需要为观众提供一张圆桌
龚:从数字上看,我们最开始时一年的观众是20万左右;2018这个数字达到了60万,翻了三倍,单独上海双年展的人数就有39万,创下了历史新高。明年我们还会有上海双年展,人数应该还会继续突破。而且在我们的调研里,这些观众有些具有海外背景,或者就是外籍人士,他们充满了好奇心,也知道如何消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很多人都知道消费,但不知道如何消费。从他们所关注的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专业的建筑展,而不仅仅是为了悦目,为了自拍。
龚:比如我们的剧场活动,和戏剧中心的剧场完全不同,其实年轻的观众需要一个更开放的场所去讨论、设想,获得某种启示,PSA就成为这样的一个场所。反过来,艺术家也从中获得很多新的灵感,比如这次展览的年轻艺术家aaajiao、上海中坚力量杨振中都在反复强调观众对作品的参与。今天的艺术作品不是为了取悦于小部分人,而是希望有更多人给他回应,甚至是批判。早期很多中国艺术家需要一个假想敌,今天这个假想敌变成了活生生的观众和交流,但是其实中国人并不是那么爱交流,或者说不知道用怎样的方式去交流,我们慢慢地通过教育活动,让大家不要害怕语言上的交锋,其实这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我们进行的一系列活动讲座,不是台上台下的关系,而是更开放的圆桌关系,我觉得这是今天美术馆所需要的。
龚:我们的展览是有补贴的,但至少要保证一个展览是免费的,展览最高收费60块钱,通常来说都是20块钱。
龚:我们基本上每年每时每刻都在做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