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艺术

每当我们在飞机上忘却国境线，从一种习俗与文化起飞，又在截然不同的秩序中降落，身体迅速跨越地域，意识却滞留其间，甚至被撕裂为两端。

这种错位，正是当代经验的一部分——我们不断抵达，却难以真正到达。

对于沈远而言，这正是“时差”：不仅关乎时间的延迟，更是身份、语言与感知的分裂与重组。

一部生动的跨文化移居史

沈远的创作轨迹是一部生动的跨文化移居史。从早年的国画训练到转向装置艺术，进入国际视野，沈远始终在个体记忆与公共经验之间游走，以日常之物为媒介，将易逝的材料转化为具有时间密度的结构。在这些作品中，家庭、迁徙、城市与自然并不彼此分离，而是在一种缓慢编织的叙事中，生成出属于她的独特方法论。

沈远作品中对“语言失语”、“身份疏离”与“文化间隙”的探讨，本质上都是一种心理和精神上的“倒时差”。而深圳，正是一座由无数“倒时差”的人构建起来的移民城市。几十年来，无数新移民带着各自的印记与时差涌入深圳。沈远以流动身份展开的创作，恰好为深圳这座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为圭臬的移民城市，提供了一次温柔而锋利的反思。正如策展人崔灿灿所捕捉到的，这种同时存在于不同文化、不同时间中的状态，成为理解沈远作品的钥匙——一种平滑空间中自由穿梭的游牧者姿态。

此次在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SWCAC）举办的沈远个展“时差”，不仅是她在华南地区的首次大型回顾，更与机构2026年度主题 “差异时间” 形成深度共振。这一主题关注的正是世界分化背景下，人的时空意识的转变——九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指向的“同一时间”，在今天再度被地方性时空意识所“否定”。而沈远的创作，恰好生长在这两种时间的缝隙里。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总经理、展览总监张熙珈谈到，“在新的时间节点邀请沈远举办华南首次大型个展，既是基于她与年度内容主线的天然契合，也是对当代艺术史关键坐标的重新审视，以及对个体韧性与跨文化叙事学术价值的开掘。”

以“开放且差异化的文化生态系统”与“国际视野下的本土转译能力”为核心，SWCAC一直试图打破传统美术馆白盒子的孤岛状态，构建一座“城市艺术会客厅”。在槇文彦设计的“人民的山丘”之上，山、海、城彼此交融，艺术不再拥有高高在上的特权，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在松弛的氛围里，成为对话的参与者。馆方希望湾区观众将全球化的宏大视野投射于个体的微观生命体验之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避难所，展开一场关于“深圳时间”与“流动身份”的当代反思。正如张熙珈所说：“当‘时间就是金钱’成为共识时，沈远用斗笠、床垫、三轮车这些日常物件构建的记忆空间，提醒我们去注视那些被速度掩盖的、柔软而琐碎的个体情感。我们希望每一位观众都能在展厅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心理坐标。”

无原籍的游牧者

“每当我渡‘时差’时，会感受到同时身负着白天和黑夜，它们要我成为它们各自的代言人，我既是白天也是黑夜。”

沈远这样解释展览标题的由来。对她而言，“时差”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跨越，更是一种解辖域化的经验——文化身份的叠加与撕扯，让身体成为游牧空间中一个不断生成的点。

回忆初到法国时，她曾读到法国汉学和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 （François. Julien ）的书《迂回与进入》‌，作者谈到中国文化在表达上的迂回性，对死亡之类关键词的回避，如仙逝、圆寂……那是沈远第一次以一个新鲜角度看中文,意识到从外部看他者的视点是不同的。

31岁前在中国受教育，31岁后长期生活在法国，文化的双重性融合在她的作品中，这就是“时差”的意义，共同构成了她创作中独特的块茎视角：不同文化、不同时间的异质元素彼此连接，既不归顺于某一中心，也不服从线性的演进。

展览“时差”从家庭日常、全球游历、自然观察三个叙事方向展开，勾勒出她从微观自我走向宏观社会的创作轨迹。初抵法国时的语言隔阂，让她的创作起点锚定在内在体验与女性感性之中；随着视野不断敞开，她转而聚焦人与社会的深层联结，作品也从私人叙事延伸至公共议题。从由受到福州三轮车启发而作的《触手》，到圣保罗双年展中凝聚城市想象的《飞碗》，再到寄托思念、捕捉无形情绪的《垂钓巴黎的空气》，这些作品镌刻着鲜明的地域印记，却又跳出具体场域，指向普世的人文关怀。每一次创作都是一次生成，在游牧的轨迹中，她既不固守于某一种身份，也不模仿任何既定的风格，而是在差异与重复中不断创造新的感觉聚块。

从福州、杭州到巴黎、圣保罗，再到如今与深圳的在地对话，沈远的艺术始终扎根于迁徙与流动的生命经验。她认为“今天的世界是在一个大的游牧状态中，无论它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我们已很难保持原藉这一概念，我们的身上己不可能仅有一种文化或仅守着一处家，”这份流动性化作她对城市与身份的敏锐观察：在《触手》中，她以“外乡人”的视角回望故乡，精准捕捉城市变迁里“观者眼里的诗意，却是他人的现实”；而在深圳的创作中，她更是直接抛出对身份归属的反思——“来了就是深圳人，请不要追问我的原籍”，让身份挣脱固定标签的束缚，成为在流动中不断被重构、被协商的动态存在。

在急剧变迁的时代，我们都是带着“时差”行走的人，如何能从一个瓶子、一艘船、一张床垫等平凡之物中，重新思考“保护与被保护”、“承传与脱离”的深层命题，并最终在那个“故乡”里，共同回答“何以为家？何以为我？”这也是馆方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希望向湾区观众传递一种更深层的生命视角。

块茎式生长，在无根处扎根

如果说“无原籍的游牧者”揭示了沈远不断迁徙的生命状态，那么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她如何在这种持续流动之中“扎根”。她的回答，并不指向回归某个固定的原点，而是发展出一种近似块茎式的生长方式——在无中心、无主干的网络中，自我延展、彼此连接。

回望她的创作轨迹，她坦言自己被“建筑的体量、材料、力量感和三维性”所吸引，“装置艺术拯救了我”。在她手中，钢铁、木、石、水与冰不再只是媒介，而成为具有能量的存在。但早年国画训练的痕迹并未消失，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潜伏：“手的记忆比脑的记忆还强……有时在我的装置作品中也带出了国画意境。”这种双重经验的交织，使她发展出一套既承载东方意蕴、又具备当代空间张力的独特语汇。

这与德勒兹在《千高原》中提出的“块茎”概念形成了深刻的呼应。块茎不同于树状结构那种单一根系、向上延伸的逻辑，它更像马铃薯或生姜，在地下横向蔓延，随处生发新的节点。沈远以此重新思考“根”的问题：根不再意味着单一的文化源头，而是一种不断生成的关系网络。

《延长的根》的创作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德勒兹“块茎”概念的影响。且在作品长达近20年的创作历程中，不断生成新的形态。2004年创作之时，它尚隐喻一种文化“寻根”的愿望，以城墙的蜿蜒象征历史的延续；而当作品在新的历史语境——2023年被重建时，那些消失与重构的部分，使其转而指向一种更复杂的现实——围合与开放、保护与封闭之间的张力。城墙不再只是连接的象征，也成为界限与隔离的隐喻；而未被围合的“自然块体”，则暗示着一种未被规训的、自由生长的可能。

正如沈远所言，创作如同不断“刨坑”的过程——从内在出发，却最终抵达外部。这种从自我出发、却不止于自我的路径，使她的作品既保有个体经验的密度，又能够触及更广阔的社会与政治现实。在游牧之中，她并未失去根系，而是将“自身”转化为根本身——一种可以在任何土壤中重新生长的生成机制。

在场与缺席之间的情动

这是沈远的个展，但观看的人总会觉得，另一个人也在。

他或许藏在那张铁丝弹簧床垫里——那是沈远让黄永砅一起从跳蚤市场搬回家的。彼时只是觉得能用上，后来他走了，沈远在床垫中心安置了一只铜皮打造的断手，指尖停着铜丝缠成的蜻蜓。蜡制的双人枕头撑起整个结构，易逝的蜡与恒久的铜，像是两种时间的对话。

有时候，这种在场是具体的。《飞碗》是两人唯一合作的装置。2002年的圣保罗双年展，经费只够出一张机票，黄永砅独自去看场地，拍了照片回来。两人商讨、碰撞、回避彼此的相似性，“如打太极拳”，作品在场域中自行对话，却脱离了艺术家。那是一种奇妙的共振——既贴近，又保持距离；既理解，又刻意穿越。

更多时候，这种在场是隐形的。一扇旧木窗，竹条与铜丝缠成蛛网，玻璃瓶悬在半空。杜尚曾把巴黎的空气装进瓶子送往纽约，沈远却在垂钓——垂钓空气，一件徒劳的事。蛛网是空的，瓶子是空的，但正是这种悬置的状态，让等待本身变得可见。她说这件作品寄托了对丈夫的思恋，可作品里没有诉说，只有一张隐形的网：连着杜尚，连着黄永砅，也连着她自己。那些说不出口的，都藏在了空气里。

黄永砅离世后，沈远的创作里多了一种擦拭的动作。《马特奥与我》中，她按照邻家少年画中的笼子做了一个装置，自己走进去，一遍遍擦拭铁网，像是要把什么东西擦掉，又像是要把什么东西留住。

正如德勒兹对斯宾诺莎哲学的阐释，“情动”是身体力量的变化与关系生成，它脱离个体情绪，成为可在不同存在间流通的能量，这也是沈远情感表达的核心逻辑。她从不直白地哀悼，只是通过对日常物的重新激活，使其获得新的叙事能力。她将这一过程称为：“借尸还魂，将无魂之材成为有灵之物。”旧木模具成了承载家族记忆的“展厅”，蜘蛛网与玻璃瓶编织起跨越时空的联结。她不说思念，但那些脆弱的、易逝的、需要小心托举的东西里，全是思念。

沈远说自己像个民间的“说书人”，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地继续讲。可那些故事里，总有另一个人的影子。

Hi：《触手》是关于福州的记忆——载人三轮车被取代，流动商贩随即涌现。你捕捉的是城市变迁中的“消失”与“新生”。你现在回到故乡，还会有亲切感吗？还是会觉得自己是外乡人？

沈：《触手》这件作品好像更多产生于一个“外乡人”的敏感，以外向内看的方式，看到自己小时熟习的事物的“消失”和被替代，但无论怎样替换都带有福州的乡情，怀念的同时也伤感！还是孩儿时的鱼丸汤、雪菜，流动小商贩……观者眼里的诗意，却是他人的现实！这作品记录的是2008年时的变迁，当时我买下这些流动小商贩的整套设备和物件，一个现成品的装置艺术。

第十届深双是用100个英式红电话亭，请100位艺术家各用一个电话亭做作品。我就英式电话亭思考有关“原藉”的问题，在法国哪怕我手持法国护照，人们也总要追问我的原籍，用一个电话机的听筒作为屏幕，显示一段话“到深圳的都是深圳人，请不要追问我的原藉”。前句是深圳的市民口号，第二句话是我所添加。在深圳的出租车上我也总问司机，您的原藉是哪里?因此我反思,今天“原籍”是否还那么重要？像这英式红色电话亭也落在了异地他乡。

Hi：你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编织、刺绣、纺织等元素，这些通常被认为与女性劳动有关。你是否有意识地在作品中讨论女性经验？

沈：在我的作品中大都以个人经验为题材，所以难免被认为具有女性经验的特点，是的，我也更多地关注日常细节，弱势群体、妇女、儿童、移民……等社会问题，我确实用了些编织、纺织等元素，那是小时就学会的手艺，用此方法实现造型是我个人能完成的，当然我也在装置中用铁，石头等重型材料，但这是需要别人帮助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