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玥×崔灿灿 一个奇怪的艺术家
张:我没有正式读过美院,后来因为出事,在监狱待了四年。没来北京之前就想当职业艺术家了,平时抽空练习画头像,出来后发现美院已经不考画头像了。在国内刑满释放之后,没有太多工作可选择了,当艺术家挺好的。2009年在中央美院进修,2010年去了黑桥艺术区。
崔:这是我和张玥合作的第三次个展,之间群展合作过十几次,这在艺术圈很少见。我一直觉得策展人对艺术家的工作必须要持续关注,比如我和艾未未、何云昌、赵赵也都合作过很多展览。对于一个艺术家深入的个案研究,不能只是简单的单次合作。其实张玥是一个很值得去跟踪的艺术家,我一直在关注他现在在做什么,不停地和他交流,我和他的合作就是一种彼此跟踪和激发的方式。
张:我想说明的是,即便根据我们现有掌握的资料进行推测,难道就是所谓的真实吗?媒体报道里或历史书上写的就是真实吗?我们只能拿这些不全面的残破的碎片信息去推理,在这个过程中,大胆想象,小心求证。
张:做作品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学科我都会去学一学,像是“银鲑鱼”,反正有的是时间。当然不可能像科学家一样把这些东西研究到极致,但基本的原理大概两三个月就能了解。而且遇到科学或生物方面的问题,可以求助相关的人士,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会录音,然后根据录音去图书馆查阅资料。
张:我的作品一直是在创作当中的,这次展览的很多作品都是一个未完成的状态。就像很多量子力学的科学家,不停地在黑板上运算、猜想,几代人也得不出一个研究成果。但我的作品是有一个框架的,它终有一天会完成。有时候我也会很纠结这一点,比如说关于朝鲜的这个稿子,一旦完成,它就剥夺了我对整个“39号科室”事件的各种想象。
崔:我的观点历来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假定的艺术、假定的社会都是不存在的。什么是艺术?是古典主义,还是印象派,还是杜尚?关于这一点我们就存在很多纷争。什么是社会调查?纽约时报算社会调查,还是社科院算社会调查?我觉得在今天,当代艺术或别的学科都有一个必须要面对的困境,就是我们有太多的成见来限制我们对新事物的拥抱和想象。我们见过太多人出来看展览时心里永远有一个三角尺,拿这个尺子量,多一厘米都不叫艺术,少一厘米就觉得不纯粹。对于艺术家来说,如果脑子里想的第一件事是我做的是不是艺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不要搞了。所以我想说的是,任何一个学科和门类都处于一个混乱或者并不清晰的状态时,你在里面只要充斥着想象力,充斥着一个特殊的视点,它就是艺术。
张:从最早是做“波士顿爆炸案”,到后来的“银鲑鱼”“白色全书”和“VOGUE”,这些都是工作量很大的作品。那本《VOGUE》杂志大概有500多页,我每一页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尽力画得和杂志原作一模一样,就像过日子一样画。期间我做了“白色全书”,收集我所能见到的各种白颜色,大概8000多种,现在最高分辨率的光谱议也没有办法像人肉眼一样去分辨。做“银鲑鱼”的时候,住在黑桥一间很小的工作室里面,整个世界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我脑子里面想的是白令海峡,在北极圈里生活着一条银鲑鱼,为了保证它确实存在,我找了相关研究物理、生物的人,让他们帮我编写了这条银鲑鱼的精子干细胞排列顺序,跟人的身份证号码一样,一个号码只能对应一个活体。然后就开始想象它的洄游路径,从白令海峡到朝鲜半岛,从中国的黄海到南海,从黄岩岛到钓鱼岛,它所串联的区域都是经常发生问题的地区。
张:那是一支同盟军的一份通告,2017年缅甸“3.6事件”之后就曾经发布的,关于到底谁要对这个事件负责。其实我当时就在现场,但他们不能通过互联网传播这个信息,因为前线和后方离得比较远,我就帮他们做成电报。你经常看到谍战剧里4位号码代表一个汉字,这个很容易被人破译,我们就把它变成双位的四位号码,再用数字盖一遍,几乎是破译不了的。
张: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我们不是想去一趟回来吹吹牛,做一些东西卖点钱就结束了。最开始是因为2015年,我当时正好在做关于枪伤事件的访谈,但是进行得很不顺利。有一次我们一块吃饭,灿灿谈到缅甸在打仗,那边枪伤的人肯定多。第二天我就买了票,当时真的只是想去看看,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但到了现场,发现和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我准备了很多打算做的作品,一件都不想做了。后来几条去缅甸的线路我都摸清了,2017年接触到他们部队的高层。我现在想跟着这支游击队,直到他们消亡或者就地解散。我估计再有个十年八年也完不成,我会一直跟着他们往下走,这期间可能会做出来艺术作品,也可能会出来一些别的东西,谁知道呢。
张:我比较喜欢谢德庆、李永斌。我看的作品不多,比如李永斌拿一把刀子当作镜子反照自己的形象,用很脏的镜头拍一个脏乎乎的窗子,窗子外面有一个太阳从一侧移到另一侧。他们作品本身的形式比较朴素,我觉得比较喜欢。
崔:我觉得很多艺术家包括张玥会把一些东西视为精神象征。可能谢德庆为他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韧度和持久度,而有些艺术家提供的可能是一些朴实的方法。就像我们一生会读很多书,接触很多人,每个人都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后来我们发现自己满身都是窗户。不同的小说、电影和艺术家会给予我们不同的认识,我觉得没有和张玥完全相似的艺术家,但是你能从他身上看到几十个不同的缩影。这些缩影移在一起的时候,就形成了他自己,形成了一个完全个人化的东西。
张:我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在外面做访谈或者是去缅甸,在北京的时候,就做一些关于知识、资料的工作,比如类似“银鲑鱼”这样的作品。我在图书馆附近租了一个酒店房间,像关于朝鲜的作品,就有很多资料要查,很多知识要学习。
崔:我们平时就是在一起喝个酒,闲扯,度过虚无的时间。张玥常年焦虑,他的作品研究那么多的学科,每天都得学习新的知识,接触新的东西。所以每天都有各种具体的细节摆在面前需要去推进,每天都有很多东西需要去了解,但比较好的是,他一直保持一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状态。我觉得张玥在生活上是一个特别生动的人,也有很多比较怪异的点,是个很奇怪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