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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8早就不时髦了吧。”生活在贵阳K11艺术村、“城市零件”小组创始人董重轻描淡写地说道。他说自己从来不羡慕北京，不欣赏北京的过于“圈子化”，如要去中心城市，他更亲睐上海，去了也不找艺术区待，要生活在那种能够看得到老上海原生态生活面貌的地儿。他认为艺术家最终都是向往孤独的，“迟早，真正的艺术家都会从中心城市出走”。
事实上，国内最早的LOFT工厂式的艺术区最早也并不是在北京，而是叶永青于1998年在昆明发起的创库艺术工厂。董重对创库的印象缘于一次与该区域内一家机构合作展览的经历，“特别小的一个展览，挺奇怪的，作品全卖掉了。”这让董重萌发了在二线城市创立艺术聚集地的想法，“抱团取暖，有个交流以及对外寻找机会的平台”，目的简单而直接。

2003-2007年间，受北京798艺术区、宋庄、上海莫干山艺术区的影响，成都、重庆、西安等地都自发生成了一些新的艺术区，往往是本地代表性艺术家发起，迅速地聚集起数十位艺术家，再借由活动，将名声传出去。2009年，由栗宪庭主持的第五届宋庄艺术节更是以“群落!群落!”为主题，让来自南京、成都、西安、南昌、长沙、青岛、武汉等各个城市的艺术聚集地有了一次集中亮相。2010年的宋庄艺术节，“群落”这个主题在岳路平的操刀策划下，再次得到延续。
2011年之后，由于“拆迁”、“商业化”或者因为无规划而导致的环境恶劣等不可抗力因素，艺术区或者走向沉寂，或者像蓝顶艺术区那样积极寻找出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主导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昆明创库艺术中心因为叶永青的离开，逐渐变得与艺术不再相关，在当地名声起来之后，迅速地沦为了咖啡、酒吧聚集地；西安纺织城艺术工厂则一直在“拆迁”的阴霾之下，多数艺术家宁愿回归住宅。在其中，蓝顶艺术区显然是幸运的，2005-2007年在经历一番与逐渐恶劣的生存环境的挣扎之后，在代表艺术家和政府的主导下，整个艺术区经历迁移，并开创了“有产权的工作室”先河。

而近几年涌现的艺术区，大多在前期就与政府保持着良好关系。2013年在长沙落成的后湖国际艺术区就是此种案例，在园区规划之前，签约入驻的艺术家名单已经完全落实；2013年在艺术家范勃牵头下，20几位艺术入驻的广东当代艺术中心，并在积极筹备广东当代艺术中心美术馆。该园区主要策划人刘宏剑一直在忙于与政府沟通，希望能够寻求政策上的支持，并试图及早拿到美术馆的批文。因为该区域位于城市中心，“拆迁”因素依然存在，为排除这种可能性，刘宏剑正在努力完善艺术园区配套设施，以期做出影响力。
总的来说，在经历沉浮之后，虽然位居二线城市，这些后起的艺术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仅仅作为艺术家的创作基地，而是尽可能地往文化创意产业的大生态链条上靠，既要精神桃花源，亦不放弃市井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