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璜生 句点,起点——从二十年美术馆馆长到职业艺术家

作者:罗颖图片提供:王璜生工作室、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摄影:董林 2017年8月30日 137 次阅读 专题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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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王璜生正式卸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一职的一个半月后,他举办了大型个展“边界/空间”。如同他过去出席的无数个开幕式一样,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只是这次,他的主场移师到了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他也从展览策划人的角色变成了展览主角。中央美术学院和美术馆的前同事们纷纷赶来道贺,场馆里还不时能听见和王璜生一样的粤式口音,比起大多数人退居要职后的瞬间归于黯淡,这样的场面无疑是令人艳羡的。许多人说,这要归功于“王馆”过去几十年积攒下的好人缘。但在三个多小时的采访中,王璜生反复提到一个词——“公心”。我想,这才是他华丽转身的根源。二十年的时间,足以考验一个人的正直和公心。毕竟,转身不难,难的是华丽。
王璜生(摄影:董林)
王璜生(摄影:董林)
在与新馆长张子康完成交接的那天,中央美院美术馆为王璜生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告别会,和同事们合影完后,王璜生说:“从现在就开始,我要用文字把我的经历回忆一遍,先从二沙岛开始写”。
两个月后,在位于北京顺义的工作室里,我们见到了卸下美术馆馆长头衔的艺术家王璜生。他一身休闲清爽装扮,眉宇间透着远离案牍劳形之后的轻松。但他行程依旧密集,刚从青岛采风回来,就在马不停蹄地准备十天后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的个展“边界/空间”,俨然已从馆长的角色顺利切换到了职业艺术家模式。
王璜生 句点,起点——从二十年美术馆馆长到职业艺术家
王璜生 句点,起点——从二十年美术馆馆长到职业艺术家
王璜生位于北京顺义后沙峪的工作室(摄影:董林)
王璜生位于北京顺义后沙峪的工作室(摄影:董林)
王璜生也曾经历了从传统水墨向当代性转换的探索历程,在行云流水般的线条中勾勒出他最具辨识度的符号,又在报纸、铁丝、玻璃等媒介的尝试中开拓出新的空间。而工作室墙面上那幅巨大的以纱布为主要元素的作品则透露出他最新的创作动态。
 
他曾把严谨的学养献给了美术馆,如今,要将自由的才情尽情挥洒。
曾经的自诩为“业余画家”的王璜生已正式开启他的职业艺术家进阶之路。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个展“边界/空间”展出的装置《溢光》铁丝网、玻璃管、碎玻璃 尺寸可变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个展“边界/空间”展出的装置《溢光》铁丝网、玻璃管、碎玻璃 尺寸可变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个展“边界/空间”展出的作品《界》 铁丝网、机械装置、影像 340×600cm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个展“边界/空间”展出的作品《界》 铁丝网、机械装置、影像 340×600cm
王璜生用纱布拓印的一系列作品
王璜生用纱布拓印的一系列作品
美术馆前传
 
毕业于上海美专国画系的父亲王兰若是王璜生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深厚的家学蒙养对他的童年时代是不可多得的福袛。但是,“右派”的家庭背景和某种自我保护式的独特教育方式导致与社会教育的错位,王璜生未能一帆风顺地如愿考上本科艺术院校。于是,他进入一家小型机械厂做文员,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是王璜生的学习、职业空白期,但却是他以“游学”的方式拓宽视野、广结友朋的黄金期,在北京结识了星星画派的艺术家和朦胧诗人。从他们身上,王璜生看到了艺术家跟社会、跟历史的某种关系,点燃了他身上文艺青年的激情。应该为社会做点什么事情的冲动一直潜埋在王璜生的心底,“如果没有这种冲动和希望,我后来可能也不会是走这样一条美术馆拓荒的路,而且是走这么具体和执着,这么卖命!” 
上世纪80年代初,王璜生创建了“汕头青年美协”。图为1982年汕头青年美协活动,与郑林华等一起
上世纪80年代初,王璜生创建了“汕头青年美协”。图为1982年汕头青年美协活动,与郑林华等一起
1987年考上南京艺术学院研究生、毕业之后在《画廊》杂志工作、1996年调入广东美术馆的经历,被王璜生总结为他人生三步曲。如果说南艺的学习为他打下了扎实的美术史论基础的话,那么在杂志的两年时间,可以说是王璜生进入美术馆工作前的预热。在他眼中,一名美术馆馆长和做一名杂志编辑的工作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同样都需要具备敏感和判断力。“编辑和策展人都要有相应的知识背景去和专家进行对话,去敏锐地发现有哪些东西值得挖掘”。早在1990年艺术市场刚刚萌芽时,他就颇具远见地提出关注艺术市场、关注职业艺术家的选题。
1987年,王璜生(左一)与南京艺术学院同学们
1987年,王璜生(左一)与南京艺术学院同学们
冒险的前瞻
 
不管是作为美术馆馆长还是艺术家的王璜生,转换,这个关键词都同样适用。
1992年底,王璜生从编辑转换到画家的身份,进入当时艺术家们心向往之的去处——广东画院,一边悠闲地画画,一边自在地做美术研究。他本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不愁卖钱的水墨画家。但他后来却做了个不被别人看好的“错误”决定——主动选择了在当时看来 “既没钱、又没权、为人作嫁衣”的广东美术馆。
1991年已在《画廊》杂志任编辑的王璜生参加北京西三环当代艺术文献展研讨会
1991年已在《画廊》杂志任编辑的王璜生参加北京西三环当代艺术文献展研讨会
这种冒险的前瞻,源于在王璜生在南京艺术学院求学期间对美术馆知识的积累,他清楚地知道美术馆在民众教育里所担负的责任和作用,“我觉得一个美术馆应该为社会、为艺术、为美术史做点事”。但他同时也深知美术馆可能会是一个充斥着“家属关系的群艺馆”。在他之前,几位从地方调任来的重要人物最后也婉辞了这份工作。可见当年对美术馆发展前景的不看好已是普遍共识。
1996年,是王璜生人生中重要的分水岭。
在建中的广东美术馆
在建中的广东美术馆
拓荒
 
1996年3月,王璜生第一次来到荒芜的二沙岛,在高高芦苇和杂草丛生之中,他找寻到了已经陆续建了八年的广东美术馆——一栋灰绿色的不起眼建筑物。后来他才知道,那是美术馆的后门。“我就是从这样一个低矮的‘后门’第一次走进广东美术馆的。从那时候起,我在这个美术馆一干就是十三四个年头。”王璜生在他的《那些年,广东二沙岛的那点事》文章中这样写到。
他以副馆长的身份进入广东美术馆参与筹建工作。一切从零开始:起草美术馆发展大纲和策划开馆大展。在国内率先提出“以研究为龙头”的理念,以研究带动展览,研究带动收藏。大到展览理念,小到展签内容都要体现以学术为制高点。他甚至规定前言不允许出现“大师”这类的官方字样,强调以客观的态度来呈现每个展览。
王璜生初到广东美术馆发现通向江边的“后门”
王璜生初到广东美术馆发现通向江边的“后门”
2000年,王璜生正式成为广东美术馆馆长,此后的八年多时间里,他开始在当代艺术领域施展拳脚。在经济实力雄厚但文化意识薄弱的广州,借由广东美术馆的兴起掀起了一股艺术浪潮。在近十四年的漫长征程中,广东美术馆从无到有,在一片荒芜中成长为一座出类拔萃的美术馆,也是业内所公认的将“大众、学术、官方”兼顾得最好的官方美术馆,这与其掌舵者王璜生的运筹帷幄不无关系。
在广东美术馆馆长办公室
在广东美术馆馆长办公室
2002年“首届广州三年展”期间与策展人冯博一(左一)、艺术家黄永砯(左二)和“三年展”办公室主任郭晓彦(右一)
2002年“首届广州三年展”期间与策展人冯博一(左一)、艺术家黄永砯(左二)和“三年展”办公室主任郭晓彦(右一)
2005年“第二届广州三年展”现场

 
2005年“第二届广州三年展”现场
 
2008年“第三届广州三年展”现场
2008年“第三届广州三年展”现场
北上
 
2008年10月,中央美术学院迎来了美术馆新馆的开馆展。王璜生和许江、范迪安一起坐在美术馆下沉广场的庭院里喝茶聊天,看着眼前这栋最具现代化标准的青灰色幕墙的美术馆,王璜生由衷地感叹,这里简直太好了!意外的是,就在那年年底,王璜生接到了潘公凯院长发出的邀请,数月前这座令他心动的美术馆即将由他执掌。
王璜生上任后策划的首届CAFAM未来展:亚现象.中国青年艺术生态报告(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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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CAFAM未来展:创客创客·中国青年艺术的现实表征(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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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座参与创建的美术馆到另一座附属学院的美术馆,从南到北,带着潮汕口音的王璜生从广州来到北京。凭借十多年来积累的美术馆运营经验,他敏感地意识到这座学院内的美术馆必须与学院的优质资源进行充分互动和社会化,将一座学院美术馆重塑为一座公共美术馆。随着多元视角的展览的高频率呈现,中央美院美术馆曾经刻板沉闷的印象被打破,鲜明的学术形象和个性迅速树立。
“在广东美术馆期间做的很多展览虽然声势浩大,但也相对粗糙。到中央美院美术馆后其实比较讲究品质,更加有针对性和学术深度。”王璜生总结到。八年的时间里,王璜生从学术立场、策展机制、艺术史和管理四个方向在这座当代型的大学美术馆践行着他的学术理想和文化态度。
王璜生 句点,起点——从二十年美术馆馆长到职业艺术家
Hi艺术=Hi  王璜生=王
 
“画画是我人生重要的归宿”
 
Hi:知道要放下美术馆馆长这个身份的时候心情会复杂吗?
王:2008年做完第三届广州三年展“与后殖民说再见”后,我就有转换一下身份的打算。其实2007年我就在宋庄买了块地,打算退休了来北京住住,当个艺术家。可能因为已经有过一次这样主动放弃美术馆馆长的经历,所以我还是很坦然的。
 
Hi:结果当艺术家这个理想的实现延迟了十年到来。
王:放下馆长这个担子之后我还是首选做艺术家,画画还是我人生重要的归宿。这么多年都处于业余状态,手和心总是痒痒的,现在闲下来可以做自己想做的艺术,想做得专业一些。但是能做到怎么样算怎么样。以前看展览会有一种职业病在里面,总是以挑剔的眼光去面对很多技术性的东西,没有了新鲜感。但我现在好像重新找回了新鲜感。
Hi:除了做艺术家,你还有什么计划?
王:自己这些年还是积累了不少的文字,包括美术馆方面的经验总结,我会重新整理和进行相关的写作研究。再有一点,现在还在美院带美术馆学、博物馆与文化政策、策展实践与视觉传播三个方向的博士,教学任务也重。
从无到有
 
Hi:1996年进入广东美术馆工作时,那时候中国的官方美术馆是什么状况?
王:当年中国的美术馆情形都大致差不多。上海美术馆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李向阳馆长有一种理性的思维,我们很多规章制度都是从他那学来的。1996他们做了首届双年展,尤其2000年那届视野更为开阔。而我之所以会思考做三年展也是受他们的影响。另一个学习的对象是香港艺术馆,他们的馆长一直是我们美术馆的顾问。高雄美术馆标志性的形象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所以后来广东美术馆的出版物也都有统一视觉形象。何香凝美术馆几乎是和我们同时建立,也是跟我们互动最多的馆。
至于其它的美术馆似乎没什么动静。记得在美术馆开馆前我去了趟某省级美术馆,令我诧异的是一楼在卖家具,二楼卖衣服,三楼是一家画廊在卖馆长的画,四楼才开始做展览。
 
Hi:那时候的美术馆几乎都处于起步阶段的混乱期。
王:对,就是群众艺术馆,大家也没有经费。所以一有收入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租场地。
“首届CAFAM泛主题展:超有机一个独特研究视角和实验”展览现场(2011)
“首届CAFAM泛主题展:超有机一个独特研究视角和实验”展览现场(2011)
Hi:到2009年你离开的时候,广东美术馆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王:广州是一个经济头脑非常活跃,但是从文化的角度讲又比较单薄的地方。美术馆在当代艺术方面能达到一定的学术高度,并且在市民中间形成一定的影响是我觉得最大的进步。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最突出是2008年的第三届广州三年展“跟后殖民说再见”,这个展览既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讨论,又吸引了很多市民前来观展。他们不一定要知道什么是“当代艺术”,但有些东西对他们来说是新鲜的、好玩的。
一座学院美术馆的公共形象
 
Hi:在你上任中央美院美术馆前,实际上新馆已经启动了一年多的时间,但定位并不明确,你接手后如何给它重新定位的?
王:重新定位谈不上,我还是凭自己的感觉去考虑美术馆应该怎么做。一方面我觉得要加强学术性。中央美院有它天然的优势,所以美术馆学术性的提升必须要借助美院的大品牌和强大的人才背景,跟学院进行良好的互动。第二方面就是要社会化,以前学院可能比较偏向于学校内部的交流。但如何社会化?社会化包括加强国际联络,学院之外同行的互动,以及加强和社区的关系,也就是公共教育。要做出不是一个学院美术馆的形象,而是一个公共美术馆的形象。因此包括展期我们都做出了调整,以前寒暑假美术馆是关门的,但是我来了以后都必须开门,必须面向公众。
2013年“灵光与后灵光——首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展览现场
2013年“灵光与后灵光——首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展览现场
Hi:在这期间哪些展览项目是你觉得有比较特别的?
王:我觉得首先还是双年展。第一届做得有点放不开手脚,但是至少也体现了自己想要做的。第二届的出发点是想如何借助中央美院这样教学平台,探讨策展在中国的迫切性和教育的迫切性,如何跟国际进行有效的交流等问题。第三届CAFAM双年展的主题叫“空间协商——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其实非常有创意,而且很有开创性。比如二维码的宣传、以空间来定位作品等尝试,同时提出了文化民主化等问题。但是也有某种遗憾,最后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的影响力。

Hi:原因是什么?
王:第一是我们的团队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展览的重要性。对于一个没有太多重要艺术家参展的项目如何呈现缺乏信心。第二,对于怎么样既要民主协商又要筛选出好作品来展示,并没有严格地执行。后来又莫名其妙碰上了基弗的事件,最后也冲击了我们这个双年展。如果没有遇到这个事件可能会做得更加投入,关注点也不会被基弗盖住。
2014年王璜生在工作室创作
2014年王璜生在工作室创作
没有一家官方美术馆可以和广东美术馆当代收藏相比
 
Hi:从南到北,你在两座美术馆的工作感受有什么不一样?
王:在广东美术馆期间做的很多展览虽然声势浩大,但也相对粗糙。到中央美院美术馆后其实比较讲究品质,更加有针对性和学术深度。
广东美术馆是从无到有,从学术的立身到品牌的创立,到公共教育的影响等等全面做出来,算是做得轰轰烈烈,也积累了经验。藏品的建立也是我当时工作的主要部分。第一届广州三年展做完以后,百分之七八十的作品都收藏了,包括蔡国强、徐冰、方力钧、曾梵志等艺术家的重要作品。我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的美术馆没有一家当代艺术的收藏可以和广东美术馆相比,广东美术馆的财富太多了。曾梵志现在见到我都还不断提起他巨大的“面具”是以五万块钱收藏的。当年大家都很支持!
我在北京的工作主要还是借助丰厚的学院资源把这个馆做得更专业。我刚来美术馆的时候除了一个馆长助理,下面大概十几个人都没有分部门。我来了之后就分了部门,制定了规章制度。
《箴象17020402》  35×35cm 纸本水墨拓印 2017
《箴象17020402》  35×35cm 纸本水墨拓印 2017
Hi:有遗憾吗?
王:中央美院美术馆这边比较遗憾的是当代艺术的收藏进展有点慢,没有比较好地做起来。广东美术馆则是一些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特别是摄影的收藏。我走了之后摄影的收藏就没有了。这些都是需要人、钱,需要非常认真一步一步去做。

Hi:收藏是美术馆很重要的部分,但是这块在国内的美术馆却很薄弱,你觉得有哪些原因让它很难往前推进?
王:一方面是资金。第二方面是学术判断。第三就是要有公心和学术责任心。仔细看很多美术馆的收藏是带有某种私心,缺乏学术的判断力,这些东西说起来比较微妙。
王璜生 句点,起点——从二十年美术馆馆长到职业艺术家
Hi:这几年国家给美术馆收藏经费是不是有所增加?
王:对,政府对美术馆开始重视起来。但是重视之后又没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去规范。严格来说,美术馆需要一支学术团队去寻找藏品,但是没有人去做这个事。
 
Hi:这也是中国体制内的美术馆饱受垢病的原因所在吧?
王:我觉得也是。现在政府钱很多,这些钱给谁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如果一个美术馆盯着政府的口袋、盯着政府掌权人做事,那必定要跟某些东西保持一致。
​线象·《南方周末》 2013.1.10 报纸水墨 69.5×54cm 2013
​线象·《南方周末》 2013.1.10 报纸水墨 69.5×54cm 2013
做美术馆要有公心

Hi:体制内美术馆的造血机制为什么一直难以建立?
王:确实比较难。国外有一些政府的税收政策可以互利,比如你赞助我,我的税收就可以减免,同时又能得到很好的名声,捐赠的东西又可以在博物馆留名。再加上国外很多捐赠者还是有博物馆的文化意识。中国虽然有税收减免政策,但是几乎没有办法执行,这是长期以来的问题。再就是中国大多数人没有博物馆意识。更何况很多人还抱有另外一种想法,比如用交换来换取更多的回报。在这种背景下,在中国做事还是需要强调我的资源是什么,你的资源是什么,能够将这些资源融合在一起,实现相对的双赢。

Hi: 你觉得作为一名中国的美术馆馆长,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王:还是那句话要有公心。第二要有学术理想。第三是执行力。再就是虚心。虚心接受周围不同意见,集思广益,但同时又要很敏感地去了解学术发展方向,最后选择最有价值的事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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